件下，广东这个地方财政就开始票号汇兑。由于广东这个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就汇兑了。
祸 福 之 间（七）
【解说】 山西票号创办之后，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替普通百姓方便快捷地汇兑了上亿两的白银，在百姓之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朝廷一再坚持“祖宗家法”不可轻易改变的态度，禁止山西票号汇兑官府银两。 从1850年开始，清政府的各行省长官都以“道路不宁、装鞘运现风险太大”为理由要求朝廷准许以汇兑代替运现。 其实除了这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各省长官一再要求票号汇兑官府银两还有一些不好向朝廷明言的苦衷。 首先装鞘运现要雇佣马匹、车辆，要订制特殊的箱子，还要准备押运税款人员的各种花销费用。这些款项都是由地方政府支出，和这些开支相比起来，山西票号的汇费要经济得多。 其次，由于连年战乱，许多省份的大小衙门都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境地，平时就不得不依赖向山西票号借款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到了向朝廷上缴地方税收的时候，他们根本凑不足朝廷规定的银两数量。朝廷和地方官府一样，也在财政上，面临捉襟见肘的困境，所以一再严令督促地方官员，按时足额上缴税款。上面逼得急，自己又无银可交，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顶戴花翎，只好再次向山西票号告急。对于官府的这种要求，山西商人一面答应，一面又表示因为各地分号库存现银有限，希望地方官员可以先接受一张汇票，然后直接到北京提取现银。这样一来既解了官员的燃眉之急，又省去了许多装鞘运现的额外花销。 山西商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变相地促使地方官员向朝廷施加压力，同意票号汇兑官府银两的。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县、太谷、平遥几个县里，春节过得格外红火。这一年朝廷终于取消了山西商人不准汇兑官款的禁令。农历正月十三，各买卖铺户结束了春节假期，重新开张营业。各家门前不仅张灯结彩，而且在开门做生意前，还特意举行了祭财神的仪式，山西商人都希望能借助汇兑官款的良机而财源广进。 【采访】江沛 南开大学历史系 教授 汇兑京饷可以说是山西票号获得的一次难得的发展良机。尤其在是经过十年的战乱之后，民间的商业萧条，商业银两往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生意对票号的生存，可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票号汇兑银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清朝一批官员都坚持认为这种做###造成金融混乱，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就曾经上奏朝廷说，“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所以就能造成“银贵钱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力请禁止汇兑。此后关于究竟是汇兑还是运现，那么在官员内部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的争论。
祸 福 之 间（八）
【解说】 光绪年间，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了。阜康钱庄凭借胡雪岩的官员背景，也正做着汇兑官银的生意。它倒闭之后，亏空了朝廷上千万两的白银。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朝廷再一次下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方银两，并且在禁止汇兑的圣旨中宣布，官员一旦违禁，严惩不怠，强调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惧”。 即使如此，一些地方官员向朝廷上书，为山西票号说情。四川总督丁宝桢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川省银号向无南商，只有西商，公私款项从无亏短与南省阜康有别”，以山西票号信誉卓著为理由，坚持由山西票号汇兑政府银两。 朝廷的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对票号的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为了争取朝廷认同汇兑，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钱，最终是把整个票号的命运压到了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府身上。 【采访】刘建生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历来没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商法。商人始终由于在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没有取得法人地位。在这种没有法人地位的情况下，他是很弱小的一种弱势的群体，在政治上。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法人地位，又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他需要庇护。因此他尽管有钱，他可以傲视权力，但他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为了少被政府干预，甚至于如何能从政府那得到好处，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两者紧密结合。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的存款，就是大笔的存款，不是小额的，是大笔的。那么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倒台以后，它的两大业务，一个汇兑业务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存款来源，甚至它贷出去的款，有一些王公贵族，比如说跟他们发生关系，长期建立的这种信用关系，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在战乱中对它的损失很大。
祸 福 之 间（九）
【解说】 在山西商人与清朝政府合作的早期，这种危机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它将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相反，那时候由于汇兑官银，票号赢得了巨大的商业发展空间。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山西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十年时间内，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也逐渐转为汇兑巨额公款为主。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山西商人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由于与官场有了十分密切的往来，一些创业时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此时也开始染上了一些官气。 【采访】洪葭菅 上海市金融学会 副会长 我们也从许多资料上来看，山西票号一个经理，当地一个经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触，当地的巡抚、布政使，甚至于总督都可以（接触）。有的人甚至于成为当地政府的财务顾问了。在这样（关系）密切的情况下面，他的地位是很巩固，他没有问题的，甚至于政府发表新的（官员）任命时，他没有路费，票号就借给他。跟政府密切结合，跟官员关系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我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讲了，票号那时不可一世，声势很显赫。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祸 福 之 间（十）
【解说】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结合对山西商人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篇文章说到，“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侈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作是支撑社会的柱石。而商人在那个时候，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 由于存在着这种等级差异，所以官和商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大清国的官员虽然从内心中看不起山西商人，但又或多或少有些忌妒山西商人的财富。当他们把大笔公款交给山西票号汇兑的时候，就不免带有恩赐的意味。他们并不认为山西商人的汇兑业务能使“天下之财可以流通”，而是只看到了票号通过汇兑官银发了大财，所以清朝的各级官员都自然而然地想从山西商人手中分得各种利益。 【采访】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 教授 应该说资本主义有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从这个观念上说，如果我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富起来了，那么这个国家，整个也就是强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边讲究〃藏富于民〃。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什么地方呢？在老百姓手里头。 那么封建社会讲究什么呢？讲究〃国强民穷〃。比如说乾隆的时候，朝廷的财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也就是它利用政权，通过税收这种办法，把大量的财富集中到政府手里。这个时候民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力，所以经济必然要衰退。所以，从封建社会的〃国强民穷〃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藏富于民〃，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形式的转化，而且是一个制度的转化。
祸 福 之 间（十一）
【解说】 一百多年前，晋商是无法想清楚这番道理的。对他们来说，紧紧依附于朝廷不仅仅是一种最有效的生财之道，而且也是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办法，正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山西商人和朝廷的关系越走越近。 【采访】陈小健 民间收藏家 你看这个封皮上写的就是拣选、拣选袖珍便揽，拣选就是动手拣选，这是个工具书一样，一看也小，带在身上方便，查找起来也挺好。这个内容主要是让人买官的东西，买官的一个凭证，这里头都有，专业用书。山西人当时有了钱，做了买卖了以后说，看看查对查对买个什么官吧。这里头他能查对出来，有个依据。像一品官多少钱多少钱，这里头都有。像买文官还是买武官，这里头都有，定了价。这个札子从年代来说应该是咸丰年间。 【采访】张燕生 协同庆票号分庄常柜后裔 我听我父亲说，协同庆在西北的靠山是董福元，董福元是个武将，董福元他是个回民，他是甘肃还是宁夏一带的人，实际上还是一个造反的一个绿林出身的。后来是左宗棠把他收编了，他人还是很有才干的，军事上。大西北一带的文武官僚，董福元还是很有影响的。 【采访】黄鉴晖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在四川也有这种情况，四川要从成都和重庆票号运送现银，四川还都是用担子挑的，运送现银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