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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到西安后，第一个行动是与蒋介石会面。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他们见面时的情景：“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那时，蒋介石仍想以死来威胁张、杨，不肯同张、杨进行谈判。对此，宋美龄是比较理智的。她对蒋说：“此后君不应该轻言殉国。君之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她还告诉蒋，只要处理得宜，事变可以马上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蒋介石在这熬难的日子里，一直由他一贯遵循的那种传统的、个人的英雄主义所支撑；美龄则站在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上，倘若一个人只抱有一种信念，能坚持多久呢？不管怎样，美龄再一次来到蒋介石身边，她总是能帮助他将严格的信念转化到急迫的变通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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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的第二个行动是会见张学良。她责备张学良不该以为用武力就可以使委员长就范。少帅辩解说：“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他们谈了很久，张学良出于面子，对于美龄在给丈夫写的两封信中流露情感表示赞赏，他在蒋介石被抄的信件中读到过这两封信。最后，张学良表示他个人愿意“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直至凌晨2点钟，应宋美龄电话询问，张汇报说，杨虎城和其他人不同意他的看法。彼等言，子文与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牵入漩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宋美龄也明确表示，她愿意面晤任何人，凡是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可以代为见。
第三个行动是参加正式谈判。23日、24日，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为一方，同西安方面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两天的谈判。谈判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提出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其基本内容是：（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些主张，顺乎历史的潮流，完全符合民族的利益，切中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弊端。在权衡利害后，宋美龄他们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要求，但也不免讨价还价。经过两天会谈，根据上述的六项要求达成了基本协议。24日夜，在宋美龄的导引下，张学良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据《周恩来年谱》记载：“晚，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25日，应周恩来要求，周恩来与蒋介石再次作了面谈。周恩来向蒋面述了中共中央的态度与政策，蒋介石则作出了相关承诺。据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载：周恩来要求蒋介石作出三项保证：“停止剿共；容共抗日；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解释”。蒋介石回应说：“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并要周恩来“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这样，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宋美龄的第四个行动是争取早日释蒋。宋美龄很焦急与疑惧，唯恐已经争取到的局面会起变化。这是因为蒋介石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中央军也没有撤至潼关以东，西安许多爱国将领不让蒋走。于是，宋美龄就往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之间，作多方的疏通；另一面要蒋介石派蒋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中央军自潼关后撤，并转告孔祥熙、何应钦关于西安谈判的进展情况。此外，宋美龄加紧做张学良的工作，给张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停战期已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又会开始，双方都会毁于这场战争中，希望张学良在圣诞节前放走蒋介石。最后是张学良怕在放蒋这一着棋上出乱子，就在25日下午3时多，既没有同周恩来也没有同杨虎城事先商量，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直往飞机场，然后亲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宋氏家族》一书对此有一段文字叙述：“门开了，蒋介石身穿一个普通长褂，由夫人搀扶着走了出来。他苍白消瘦，行走感到吃力。随后子文、少帅和其他将军，他们沿阶而下，坐进第一辆轿车开走了。张学良似乎在车门前迟疑了一下，然后坐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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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离开西安时发表了一个《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词》。蒋介石说：“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他指责张、杨说：“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责”，“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坏纲纪之举动负之”。他还标榜自己道：“余生平作事，惟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陈公博回忆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地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12月29日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张学良陪蒋介石到南京后，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月31日，军委会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4天之后，即1937年1月4日，又明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蒋介石在溪口发表了《呈请国民政府赦张学良文》：“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懔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限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又说：“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之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这一场“审张”、“赦张”又“管束”的戏，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为了使西北有一个安定的局面，蒋介石于1月7日由溪口致函张学良说：“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癒准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1）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效命。（2）（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嘱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由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得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意剀切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
14日，蒋介石在溪口复函杨虎城说：“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然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察，余托米主任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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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蒋介石再详函杨虎城，指责杨虎城说：“兄等依然固执己见，不察国家之需要与事实，有出于寻常意想之外者，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测兄等近来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职，掩盖国人之耳目，一方面则欲更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表面虽宣布就职，较之未表示就职以前，其为患于国家者将更大，而自身之表里不诚，将何以逃国人严正之责备。”他进而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表示“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二是表示不能放张学良回陕，“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三是认为杨虎城的主张“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