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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住户，留意它的人很少，但在明清两朝，这里却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地方，著名的松筠庵和嵩云草堂都坐落在这条小小的胡同里。 松筠庵原是明朝嘉靖年间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的宅第，现在的门牌为12号。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曾因上奏反对大将军仇鸾与蒙古首领俺答汗通商互市而贬官。仇鸾事败后，明世宗念其反仇有功，将他一年里连续提拔四次。首辅严嵩也因与仇不睦，将杨引为同调，对于杨的升迁起过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杨继盛认为严嵩是比仇鸾更坏的奸臣，毅然弹劾严嵩“十大罪”、“五奸”。上奏前，他斋戒三天，回心静思，决心以天下社稷为重，义无反顾地与严嵩抗争。旋被捕下狱，历尽酷刑折磨而不改初衷。《明史》记载说，他受刑昏迷，半夜醒来，用尖锐的瓷碗碎片刮去身上发炎的腐肉，再用手将刮不干净的筋膜弄断以疗伤。前来探视的狱卒吓得差点儿将手中的油灯打翻，而“继盛意气自如”，是个刚强的铁汉。三年后，严党仍不放过他，将他判了死刑。杨夫人伏阙上书，“愿斩臣妾首以代夫诛”，严嵩扣压不报。临刑前，杨继盛赋诗：“浩气还太清，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夫人亦自缢殉夫。杨氏夫妇就此成为天下闻名的忠烈，故居被改作松筠庵。到了清乾隆年间，松筠庵又被辟为祭祀杨继盛的祠堂。杨继盛生前所住的房屋，题名为“景贤堂”，当年书写弹章的书房，扩建为“谏草堂”。他上谏弹劾仇、严的两篇奏稿，被镌刻成八幅石刻，连同后人的纪念墓志和序跋，一同镶嵌在景贤堂的东、西墙上。四周筑起回廊，堆起假山，林木扶疏，景色雅致，成为宣南一带士大夫雅集聚会的重要场所。光绪年间，清流党人每每在此议论时政，一时殿陛风生，万众瞩目。台湾学者高阳在《明朝的皇帝》一书中说：
杨继盛身后享名之隆，古今言官第一。做官原是义利并取而不侔的一件事，宰相既富且贵，名利双收；疆臣起居八座，煊赫一时，只要所做所为有利于国计民生，个人私欲如何，固可以不问。但唯有言官，只许以名，不许以利；因此有志于做言官，固不妨以获大名自期。就此意义而论，杨继盛得报不菲。北平数百年古都，多少名公巨卿的园林，归于瓦砾，而杨继盛的故宅，巍然独存，那就是北平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松筠庵。然而高阳想错了。你若在大街上问一百个北京人松筠庵在哪里，保险一百个人答复全是“不知道”。时下出版的各种北京游览图册，从不著录松筠庵在何处。我在到处寻找它却一时无处可寻的时候，也曾揣度过它的废圮颓败，但当我终于来到松筠庵旧址凭吊时，满目疮痍的景象仍然大大超出我的料想而使我震惊：各堂室的匾额毁于“文革”，谏草堂改为居民住房，景贤堂成为街道工厂堆放杂物的仓库，假山林木亦已荡然无存，每块空地都见缝插针般地搭起了平房，比上海的棚户区还要拥挤不堪。我问一位住户，松筠庵还有什么遗迹？她指给我看景贤堂后墙约二米高处，镶着宣统二年重刻“松筠庵条规”石碑，也被一大堆蜂窝煤叠峦重嶂般地遮挡住了。
我从东北角门退出，发现原先的山门（现已堵死）外侧的墙壁上，立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名称是“杨椒山祠”。旁边是居民委员会贴出的标语：“搞好爱国卫生运动，把首都建设成优美清洁的城市！”一个孩子站在风中傻傻地吸着鼻涕。当年松筠庵，南北长七十五米，东西宽三十六米，占地约二千七百平方米，前后三进。其中各种建筑、住房和花园占去大部分面积。清人昭涟《啸亭杂录》称之“地甚湫隘……想见当日（杨继盛）清贫之状”。这为我们了解明清两朝“司局级官员”的居住状况提供了参考依据。 历史考据有时缺乏直接的材料，但从零碎的记录中，往往也能找到有用的旁证。以“清贫廉正”著称的杨继盛，居住如此规模的宅院仍被清人认作“湫隘”，尚书、侍郎级大员的府邸又该是怎样的规格？四合院是一种舒坦恬适的平面式建筑，规模从小型到大型，变化繁多。
鲁迅1924年在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购下的寓所属于典型的小四合院，仅有一进，占地面积五百平方米。他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佥事和几所大学的兼职讲师。可见当年有一定社会地位人士的住宅，都大大超出今人的想象。进而联想，明代官任四川布政司的潘允恩，在远不如后来发达的江南县城上海筑豫园以愉老父颐养天年，恐怕并不显得有什么大不了。如同一辆老牛负载的重车，四百多年光阴“嘎吱嘎吱”地碾过了崎岖坎坷的沟壑。到了如今，除了研究明史的学者，绝大多数人早已忘记杨继盛是谁了。真正使松筠庵这个名字得以延传的，却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大肆鼓吹的“公车上书”事件。说来惭愧，尽管我在大学时主修中国近代史，但因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军事史，对于“公车上书”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1988年底，我正是抱着寻找戊戌变法旧址的心愿，来松筠庵访古的。此后我曾写过《戊戌变法遗址寻访》的散文，作为我撰写“京华胜迹”专栏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在我的心目中，松筠庵是孕育了明清两代爱国志士的一方圣土。后来，读了一些史料，才猛然发现“公车上书”的真相，与教科书上所讲，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也唤起我对康有为的另一种看法。 关于“公车上书”，通常学术界采用康有为所撰《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说法：
莫谈时事逞英雄（2）
三月二十一日（按，即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按，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依据康说，各种通行的历史著作和辞书将“公车上书”演绎成这样的过程：康有为获悉了《马关条约》的消息后，邀约一千二百余举人至松筠庵###，商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５月２日，各省举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向都察院呈递，都察院藉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但上书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纲领，在全国迅速流传。其实，康有为的说法大可怀疑。 揆诸档案，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举人，而是大批现职官员。外省官员以封疆大吏为主，早在4月14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即给清政府发电： “和议给予土地不可行。”
16日，钦差大臣刘坤一获悉和议将成，除赔款外，还要割让辽东、台湾的消息，马上电奏反对。然后，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刘树堂、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江西巡抚德馨、广西巡抚张桂联、福州将军庆裕、福建巡抚边宝泉、陕甘总督杨昌、陕西巡抚鹿传霖、署理山西巡抚胡聘之、广东巡抚马丕瑶、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署理吉林将军恩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大员都纷纷上奏。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超过总数之半。另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京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签名者达到六百多人次。显然，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基于爱国热情，上书反对签约。按照清制，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自４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５月２日那天为例，就转递了湖北、江苏、河南、浙江、顺天、山东、四川等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24人。这样的转奏，直至5月８日方才结束。上书总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另有公车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4月30日，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档案表明，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 1895年夏，上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前刊有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于五月朔日（5月24日）作的序，说法同康氏后来所作《自订年谱》大相径庭：
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