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言语间，李鸿章透出了一缕回天无力的悲凉。
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1874年底，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并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50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是不了了之。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扼制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北洋海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年两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诸多磨难，历经坎坷。其间，又饱受朝廷派系倾轧之苦。
半生名节（3）
1891年6月，北洋海军成军未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添筑炮台，方获上谕允准，户部尚书翁同就以户部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李鸿章大为愤懑，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台湾巡抚刘铭传也顿足叹道：“人方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
中日朝鲜冲突方起之时，翁同积极主战，获得时誉的好评。而直接掌管军事力量的李鸿章，主张依靠外国调解来消弭战端，却因事机未成，被后人扣上“投降卖国”的大帽子。据一位当事人王伯恭回忆，中日冲突方起时，他曾向翁同提出中日军力相差甚远，中国不宜开战。翁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又说：“吾正欲试其良，以为整顿地也。”那年9月30日，中日黄海大战之后，翁同奉旨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商战况。问及北洋军舰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旋慢慢调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辩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愤愤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翁同为之语塞。
在民族危机面前，能否以国家社稷为重，敢不敢与侵略者战斗，是区分历史人物民族气节的主要标志。但在生死存亡关头，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这才是最可痛心的。
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曾如此描绘双方的斗争：
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按，指李鸿章）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统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后中日事起，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按，指翁同）在户部竟如此！”
这里，是在争是非，还是在斗心机呢？
四
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心中其实比谁都更苦涩。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到了1895年初，前方战事完全绝望，朝廷只得议和，又想起李鸿章，命他作全权代表，东渡扶桑，在敌人的炮口下换取和平。都是读书人，都熟读过历史，知道此行的结局，必是谈判者个人声誉的毁灭，但李鸿章没有逃避责任。进京请训时，他邀翁同同赴日本。翁立即闪避了：“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枢臣皆知此时日本非迫中国割地，否则不接待议和代表，故相对默默，唯有翁依然空谈宁赔款而不割地。聪明的慈禧亦不愿对割地表态，借口肝气发作，不接见李鸿章，让皇帝自行决定。光绪帝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
历史的这一页是多么地沉重。历史学家杨国强说：
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人方图远略，举倾国之师，逼我和款，所索即奢，且不愿遽和”的局面，却没有一个人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诸人相对默默”正写出了当初一腔义愤与如今一腔和心的对比。若以这些人作为反衬的景观，李鸿章白发远行的零丁身形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刚毅。
当时也有人是把李、翁一块儿骂的。有副著名的对联说：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大学士通常被人称作宰相。翁同是江苏常熟人，户部尚书往往被人称作大司农。《小奢摩馆脞录》说这联“嵌官名地名而意主双关，真匪夷所思”，构思确实绝妙。
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开枪刺杀，弹中颧骨，幸未致命。强忍伤痛，签署和约。回到天津后，称病不入京，派随员杨福同携条约文本送至总理衙门。自然，他遭到朝野内外的一致唾骂。甚至有人参奏说：“今道路传言，云有见李鸿章者，谈笑自如，依然故态，面上并无一点伤痕。然则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倭通，故假捏之耳。”
不久，朝廷调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失去军权，在贤良寺闲住。因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联络法、德二国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造成李鸿章对俄国的轻信和提出“联俄制日”的外交构想。但俄国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批评李鸿章是“老来失计亲豺虎”，真是一语中的。不过当时亲俄的，也不仅是李鸿章一人。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建议总理衙门“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酬之”。更有后来名满天下的谭嗣同先生，开出了出卖国土、筹款变法的价码：
半生名节（4）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按，指西藏与英国殖民地印度接壤），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坐获厚利。……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可见联俄心情之迫切。唯独李鸿章的真正污点，却是在谈判租借旅顺口时，拿了俄国外交官璞科第送去的五十万两银子的贿赂。
拿回扣、收门包，送冰敬、炭敬、节敬，是清末官场的陋习。恐怕没有一个官僚能够免俗。是以历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谚。但李鸿章在对俄谈判时拿俄国人的贿赂，却显示出其品行中贪弊的一面，既损人格国格，也为外人所蔑视。不过话又说回来，李鸿章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小金库”八百余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又可看出他性格的另一面。据说这笔巨款，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作为他内外行贿，交通王侯的特别经费，这就是李鸿章万万料想不到的了。
李鸿章依然关心时事，默默地看着甲午之后的新生代接过他在三十年前就亮出的变法旗帜。他向强学会捐款三千两，要求入会，被拒绝，老脸上很是难堪。但当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之时，他却敢于坦露自己对维###人的同情。某次他和幕僚亲信闲谈，讲到奉懿旨捕拿康梁，如能获此二人，功甚大，超过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我还能进爵位，说毕大笑。李指着侄婿孙仲愚说：“你是康党吗？”孙答：“是康党。”他问： “不怕抓吗？”孙答：“不怕。中堂擒康党，可先抓我。”李鸿章说：“我哪能抓你，我也是康党。”李鸿章还说太后将别人的弹章拿给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