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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惟颜旨微”系指北平《益世报》惟一主笔颜旨微。颜名泽祺，旨微其字。原籍山东，世代居北平。早年留学日本，习法律，国学造诣甚深。所藏经史子集极多，且有不少绝板善本。其家藏古籍，及明清名人书画，皆系祖传。民国十二年至十七年间，颜任北平《益世报》主笔，每日撰论一篇，从未间断。与《益世报》创办人雷鸣远（天主教神父，入华籍之比利时人）为忘年交。雷鸣远神父经常在欧洲传教，社务委托总经理杜竹宣代理。颜旨微为总主笔，总编辑潘云超。郭春涛、成舍我、张公恕、朱虚白、曹见微等分任编务。当时北平有报纸十数家。《益世报》、《晨报》、《顺天时报》并称京都三大报。《益世报》为天主教文化事业之一。总社设北平，天津设分版，同享盛誉。其时北洋政府历黎元洪、曹锟两个总统，至段祺瑞执政，张作霖的大元师府，有直系、安福系、奉系等军阀，连年内战。文人政治人物如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士珍等先后任国务总理，均以军人为靠山。历年向国外借款，以供内战。如最著名金佛郎案，舆论哗然。颜旨微连撰社论10篇，反对向国外借款，延长内战。言论精辟，立论公正，文字锐利，读者无不心服，于是声誉鹊起。颜旨微所写社论，均用真名，不署笔名。字体如“圣教序”行书，挺秀清新。用通俗文言写社论，仿梁启超文体。见解卓越，富有热情，绝无火气，娓娓动听，流畅易诵。因此，当时政论家有“北颜南陈”之称。1928年（民国十七年）8月，北伐军克复北平，蒋介石北上谒中山灵于香山。陈布雷随行。抵平后与颜旨微初次把晤，互道仰慕，颇有相见恨晚之慨。从此订交，常有鱼雁往还。十九年10月，颜首次南下，陈布雷奉蒋介石命邀请至南京，入戎幕参政。颜以老母在堂，爱居故都，婉辞北返。颜氏于民国三十五年辞世。在平津陷敌时，匿名不出，不作伪政权任何职务。当时陈布雷曾谦谓：“傅筱庵常为余述‘北颜南陈’以为荣，余自以为文字见解，在南不及张一苇（季鸾），在北不及颜旨微、陈博生。而叶（恭绰）顾推重如此，可为愧悚也。”“北颜南陈”可比拟盛清有南北两文豪：“北纪（晓岚）南袁（子才），俱享文名。纪终身为官，袁乞归不仕。北颜以记者终其一生，南陈后从政。风格不同。”
国民革命北伐军进展神速。民国十五年春间，邵力子衔党命自广州到沪，约宴上海报界，说明革命局势，并携总司令蒋介石亲笔签名之照片赠陈布雷，谓“蒋公对君极慕重也”。是年年终陈布雷乘报馆休刊之便，偕潘公展同游南昌。陈布雷说：“北伐军克鄂境后，彼中友人，屡有寄语，盼予及公展以记者资格，前往视察，兼可晤党中诸先进，某君并转述蒋公盼余等相见之意。余以北伐军行将达长江下游，商报之编辑立场素支持国民革命，而董事会诸人与孙传芳关系太深，必不能相容，遂决意西行一游，暂解处境之围。遂与公展携仆人王三同搭江轮赴赣。临行前二日，往晤傅筱庵，犹诡称为我家修水公和典铺事而往。傅君谓君不必隐讳，此行目的，余已知之，今且别，请赠余以言。余谓‘局势变化日剧，君宜谨守商业本位，勿慕虚荣权势，勿趋附军阀官僚，对大局之观察，一以虞洽卿先生之意为准，则必可免于咎戾’。傅君虽诺诺而未能全纳余之劝告也。”傅筱庵不仅未接受陈的赠言，且利欲熏心。汉奸下场，死于刀下。《商报》因健将相继离去，地位一落千丈，民国十六年（1927年）12月31日停刊。次年9月，由前《商报》协理洪雁宾和广告主任黄春逊重振旗鼓，复刊出报；但因资金人才，两感缺乏，不到半年，又告倒闭。全部机器生财，由汇商公司盘让上海《中央日报》。该报民国十五年冬创刊于广州。北伐军克复武汉后，移汉口发行。旋又迁沪，于十七年元旦发刊，其设备系价购《商报》者。民国十八年2月1日迁设南京。抗战胜利后，设于屯溪之《安徽中央日报》移沪出报，改称《上海中央日报》。
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2）
北伐中的蒋介石陈到南昌后，见蒋介石。询以此后志愿，以仍回沪作记者对。陈布雷自南昌西上游汉口，住10天，即起程回沪，上海已为北伐军克复。上海《时事新报》及《商报》均约陈布雷任特约主笔，也可两处兼位。陈以《商报》已无可为，《时事新报》内情复杂，皆辞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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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民国十六年）4月，陈布雷出任浙省府秘书长，5月辞职赴京，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9月随蒋介石下野离京还乡小住，10月返沪，以潘公弼之约，为《时事新报》任特约撰述，每旬日寄社论三篇，月薪150元。所撰社论，以说明党（国民党）的历史与党政制度者为多。1928年（民国十七年）一月，蒋介石复职，陈被约同行入京，命陈任秘书长，婉谢。询愿何种职务？答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已而上海《中央日报》社长潘宜之到南京，蒋介石告潘约陈布雷任主笔，然以《中央日报》有彭浩徐（学沛）主持编辑，成绩甚佳，陈布雷不愿取代，坚辞。回沪前向蒋介石谒辞，仍请助成其办报志愿，许之。抵沪后，乃与《时事新报》订合作之约，电告蒋于徐州，得覆许可，遂入《时事新报》任总主笔，主持社论。同时，兼办“戊辰通讯社”，使《商报》旧人，略有安插，因《商报》已停刊。陈又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陈果夫等，创办《新生命月刊》，亲撰发刊词。以后《新生命月刊》发表十大教授“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打击左派言论。
1929年（民国十八年），陈布雷40岁。说：“余在《时事新报》，奋斗至为艰苦，盖党员只余及王新甫二人，程君沧波亦尚未入党。其余均对革命无信仰，如赵叔雍、周教庵等，则反对本党甚烈。同事思想复杂，又不明中央政治之真实情况，恣意抨击，以唱高调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营利自图。潘君公弼任经理，亦相与委蛇而已。余在社年余，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顾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即如十七年5月3日，国民革命军抵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宇内激昂，余首撰‘暴日膺惩’一文以示国论之所在，继思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乃转移论锋，倡为‘统一第一’之口号，督促国民革命一意北伐，勉国民忍辱负重，澈底图强。其时有《民众日报》者，以别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战之论，与《时事新报》辩难甚烈，然卒无以折我所言。其后国府主席谭延辏Ч孕秸朊芰罨ι系潮ㄗ裾眨擞胗嗨议驼吆戏ι下厶常嘁浴妒笔滦卤ā贩恰睹窆毡ā分龋衔寺壅罚嗦使裁窃诘车牧α课茨苌钊肷缁嵋郧埃汤档吃痹诜堑郴囟喾椒芏罚笃湫Яδ舜笠病！�
是年7月，陈布雷随蒋介石赴北平，《时事新报》社论之编撰，托程沧波代理。8月，陈布雷奉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辞意甚坚，然终于出任者，则以《时事新报》主者误陈布雷必以入仕为荣，总经理张竹平每见陈布雷，即以升迁为贺。陈布雷颇疑其意，在借此使其离职，以保持该报之所谓“中立性”，于是不再任该报主笔。从此陈布雷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的志愿，因蒋介石倚重而脱离。于民国二十年在南京任###次长，陈布雷仍屡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未果。但是他谦和平实，仍然是新闻记者风度，爱护报人，扶植报业，莫不尽心尽力。陶希圣说：“上海南京路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布雷先生是《商报》的主笔。在《申报》与《新闻报》那样的大报以及《时事新报》与《民国日报》那样有政治色彩的报纸的中间，《商报》以社论能言者著称。凡是浏丽泼辣的社论，大抵出于布雷先生笔下。五卅惨案之后，上海罢工风潮汹涌之中，我参加‘十教授宣言’。‘商报’发表这个宣言，并由布雷先生执笔，以社论为之响应。”（陶希圣：《记陈布雷先生》）
程沧波则说：“布雷先生从政20年，比较他从事记者的时间，要超过一倍。但在他20年从政中，我们从旁窥见他的内心，实时时不忘重理旧业。他对新闻界中朋友，随时鼓励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在民国二十九年秋间，我因接受监察院之聘而脱离《中央日报》。那年九一节，他特为写一封长信给我，为我离开报馆而惋惜，为当时战时首都少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叹息。抗战胜利后，他时时总想回到上海去做记者。三十六年间我辞去江苏监察使，专办《新闻报》。政府明令发表之日，他由南京特为寄书对我道贺并致其欣羡。书中说：‘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他对新闻事业兴趣之浓厚，与认识之真切，当世真无几人”。程沧波又说：“新闻记者与政治生活，距离过近。然而从政过的新闻记者，常想回头当记者。这是我们数十年中所熟闻而亲历的。布雷先生从政的20年中，真是参加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其于政情宦海之内容，较任何人知之深切”。（程沧波：《重诉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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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夫人王允默女士说：“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不料国事蜩螗，日复一日，先夫子为责任心所驱使，明知健康情形已不胜任，只得勉力为之，终至心力交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