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来说，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尽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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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乎？友乎？”（3）
《敌乎？友乎？》一文发表后，日本军阀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扩张。次年1月27日，蒋介石对日本记者谈话：中国不愿世界有战争，解决中日问题，应以道德与信义为基础。可是日本方面根本不理睬他送过去的秋波，反而在华北不断扰乱，制造事件。
陈布雷向蒋介石报告道：“蒋先生，徐道邻文发表，各报转载，徐名噪一时。徐道邻又向中央控告其父系冯玉祥主使所杀，更为轰动！”
“没有其他议论？“蒋介石问。
“也有半信半疑者，有谓此文非徐所写，而出自别人手笔，且系当局授意者。”陈布雷已经听到有人猜测是他所写，但他不敢向蒋介石说；还有更难听的话，他更不敢说。
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篇文章的要害，他在1935年2月9日写道：“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致萧军、萧红的信。——编者
1950年9月，台湾重刊此文时有一段前言。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号《外交评论》杂志刊出徐道邻‘敌乎？友乎？’一长文，极受国内外之注意，日本方面，更为重视。徐道邻因此文之发表而名噪一时，后辞官控告冯玉祥为杀死其父徐树铮主犯案，更为轰动，但当时社会对此文半信半疑，有谓非徐所写而出于布雷先生手笔，且系当局授意。民国三十九年九月，中央重刊此文，文前有蒋总统之前前言：‘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亟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嘱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近阅是篇，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特付重刊，以备自反，或仍有助于将来东亚各族之前途乎’！”（见《蒋总统集》第二册第2057页）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说：“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为日本依傍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既发表后，各报竞相转载。日本之报纸杂志；亦均纷纷转译，颇引起一时之注意。事后日本方面亦渐有疑此文为当局所授意者，然皆将信将疑，但至少与彼邦主张急进之少壮军阀以一打击云。”
侍从室与陈布雷（1）
蒋介石侍从室这一机构，过去是非常惹人瞩目的。因为，首先它是蒋身边的一个机要部门，得悉最高机密与内幕；其次，它是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办事的，权力很大，也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凡是下面要呈报情况、打通关节，最便利的捷径便是通过侍从室；而侍从室放出去的人员，也大多在国民党军、政界担任要职。
侍从室这个机构的成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在1932年一·二八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到处“剿共”，在汉口成立了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在南昌成立了行营；他时常出发到鄂、赣，亲自“督战”，随身带着几个秘书、副官、参谋人员。当时杨永泰建议，把这些跟从他的亲信组成一个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这是初期阶段。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次年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根据地，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准备召开“国大”，这10年间，侍从室不断扩大，从原来的第一、第二两个处扩增到三个处。这是侍从室发展的重要阶段。陈布雷在侍从室二处任主任，一直到1945年11月底侍从室撤销，分别编入“国民政府”（后改为“总统府”）参军、文官两处机构内，成立了军务、政务两个局，陈布雷当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
陈布雷在前十年，基本上还是客卿身份，蒋有要事召来陈，陈为蒋起草重要文件。自从到了侍从室后，才直接秉承蒋的意旨办事。要说清楚陈布雷与蒋介石后期的关系，先得把侍从室这个机构的性质、任务和内幕介绍一下。
侍从室的改组是由钱大钧、陈布雷两人直接在蒋介石授意下进行的。时间在1936年1月。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一共调换了7次，按次序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商震。第一处下设第一组（简称侍一组），主管经理、会计出纳、医疗卫生，生活福利（包括对蒋介石个人和蒋住宅的生活安排）和交际、接待来宾等项事务。编制人员有组长、侍从副官、侍从医官、副官、科员、司书以及蒋住宅的看护、厨师、工役等。侍从室第二组（简称侍二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考核等等，无所不管。第三组（简称侍三组）主要任务是保卫蒋的安全，它在编制上虽属侍一处建制，但是受侍卫长直接领导和指挥。
1936年2月，蒋介石任命陈布雷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侍从室二处辖第四、第五、第六三个组。各组组长大都是同这一机构共始终的，如侍四组组长陈方，侍五组组长李惟果，侍六组组长唐纵，都一直担任组长职务。其他人事在这十年中变动也不大，比较稳定。这与侍一处有明显的不同，大概也和陈布雷这个人十年来一直担任侍二处主任有关。
侍从室还有第三处，是1940年在重庆建立的，下辖第七、第八、第九三个组，专门办理人事，全国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简历名册和全国简任以上主管人员名册。
侍从室二处各组的情况大致如下：
侍四组和侍二组同属侍从室的核心。主管事务是政治、经济和党务，也包括蒋介石急办的其他机密案件。
组长陈方字芷町，江西人。他在杨永泰培养下，在南昌、武昌行营里任过秘书。陈方，人称江西才子，处理文书敏捷周到对诗词书法也有一定功底。1945年侍从室撤销，成立政务局陈任局长；1949年，他在香港忧愤而死。侍四组组长以外，有侍从秘书、科员、缮写人员等，总共十来个人。在蒋介石官邸工作的侍从秘书汪日章、俞国华也列在侍四组编制之内。汪、俞主要担负机要文件保管、收发任务，蒋出发时，跟随行动。
侍五组原是蒋介石专为储备一批行政人员而设。最初由陈布雷自兼组长。组内没有一定的名额，也没有固定工作，人员一律按照上校军衔待遇。约在1939年初，侍五组由汪日章任组长，开始主管国民党党、政局级人员的调查考核和安排使用业务。以后汪日章调任行政院简任秘书，则由李惟果任组长。李系留美学生，懂外文，开始在设计委员会工作，为陈布雷所赏识。1940年，侍从室第三处成立，以陈果夫为主任，原侍五组人事业务移交给侍三处办理。这个组改为主管处交行政。还有蒋介石的速记人员也列在侍五组编制之内。
侍从室与陈布雷（2）
侍六组主管情报业务，唐纵任组长。军统和中统的密报文件，凡中统的用徐恩曾名义直接封送侍二处第四组，而军统的则送侍一处第二组。其他情报则由戴笠先送侍二处，经陈布雷、陈方阅后，会同侍一处二组研究处理。1938年，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由于情报来源日趋庞杂，始专由侍六组综核一切特工组织的情报业务。唐纵是湖南人，黄埔六期毕业、做过驻德武官。1946年春当了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
抗战后期，侍从室还成立了一个机要组；由蒋直接掌握，受侍二处主任陈布雷的指导，专门处理蒋介石来往电报，由蒋介石的同乡毛庆祥为组长。
陈布雷与侍从室同始终，他一直跟着蒋介石，非常熟悉蒋介石的意图，只有他代蒋起草的文电，蒋才满意和放心。因此遇到重大事件，蒋时常召陈密谈，有时谈至深夜。蒋介石每次要发表有关方针政策或重要决定的讲话，事先总同陈布雷商量，斟酌拟订讲话提纲。有时，蒋自己也写提纲，但都要经陈为之条理润饰。但是蒋在讲话时，不习惯照念讲稿，有时候会信口开河，速记人员照原话记录下来，送给陈审阅，经过陈的一番文字加工，最后再送给蒋亲自核定发表。在整理过程中，有时陈觉得蒋的原话不妥或者用词粗俗，就文饰一番。但蒋却常常照自己意思大删大改。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心理状态，考察极为周密。他处处留心，凡是侍一、侍二两处发出的密电稿，都要亲自一一审阅，务求能准确体现蒋介石的指示精神。
此外，陈布雷还亲自编制关于蒋介石的日常生活起居和行动的记录。无论是蒋在驻留期间，或出发到各地去，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