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人认真，自省自重，对其子女也很关切，如9月2日日记中记：“……六时卅分起作家书数缄并致细怜皓（二女一儿）一函。嘱令停学一年，以细儿仍愿往杭执教并旁听浙大课程，而怜更决心欲入学，皓则以应否入学请示于母，其实，同济校舍已毁于炮火之下，即欲入学亦无法也，儿女长大以后即各有志愿，不能相强，然女儿单身在外，何能放心，故驰书告之，恐已不及阻止耳。”当时为了战事，陈布雷已送妻子回故乡，所以9月12日日记中记：“……接允默九日所发函，知定于今日移西乡，吟兄等同去，其地殊鲜亲故可依，予此时亦无能照顾矣，又接皓怜各一函，续接四弟一函，四弟之镇静明义，亦殊可喜也……”四弟就是陈叔谅，后随浙大内迁，而且把浙省图书抢救出去，这就是陈布雷所指“镇静明义，亦殊可喜也”的地方。
当然这一时期，日记中记载最多的还是日机轰炸和谒见委员长，为蒋介石写文告等事，差不多每天都有，10月7日日记记：“……五时到官邸委员长对罗斯福演词发表谈话与夫人商酌改定之……”10月8日日记：“晨七时五十分起以委员长电话招往，匆匆盥洗毕，即往谒交拟双十节讲演词口授要点，嘱即日撰拟……七时卅分（晚）委员长再电招，命修改讲演稿……十时完毕，交缮，十一时寝。”10月9日日记：“晨七时起，七时卅分往陵园，以改正之讲演稿面呈核阅，复指示修改数点，并亲加两段：嘱携回修正文字，即归办公室先缮一份送李司长译英文再就中文稿详细酌改之，十二时完毕，午餐后小睡，三时再携至陵园，委员长再加入一段，并略谈国际形势，渐次转变应撰发鼓励国人书，并告诸将士云……七时卅分接电招往陵园，八时委员长在官邸广播演讲，历十五分钟毕……至十二时始寝。”一篇15分钟的广播稿，改了两天，陈布雷变成一个机器人了，真是够辛苦也够难写的。10月12日日记中总算有了喜讯，云：“……今日上午敌机两架来窥伺被击落，人心称快，午后又大队来袭……”10月26日日记：“晨七时五十分起，为委员长拟对巴黎日报书面谈话稿，分对内对外两项……”10月27日日记已记到：“……阅报，知沪战更剧烈，我军不得不再后撤，闸北只好放弃，为之忧愤不置……”11月7日日记：“……敌军登陆金山卫后，浦东我军形势极吃紧……”11月8日日记：“晨八时卅分起，委员长来电话索阅昨日对外报记者谈话原稿，往珞珈路董显光处觅取，适董往陵园孙宅，追踵往寻，相遇于途同归，取得后呈阅，奉命再加一段送中央社发表之，遂至办公室核办文电九件，午后小睡起，君强来谈，三时往陵园委员长命拟告上海###，初用文言写就，委员长以为白话较易动人，遂归改拟，辗转修改往复者四次，始定稿，九时始归寓晚餐，夜寒甚，十一时寝。”
南京撤出前陈布雷的忧愤（2）
到了11月中旬，上海将陷落，蒋介石已派人去奉化，11月14日陈布雷日记中有记：“……庆祥来谈拟派人赴奉化取文件（注：《蒋氏家谱》也），乃作一函致谦夫，将姜家岙贞社存件一并取出送妥当地点保存……”陈布雷也写信给陈谦夫把在家乡的文件转移。11月16日陈布雷日记中记：“……昨晚接允默电，昨已抵萧山，不知今日能成行否？十时到山中办公室，核办文电十余件，当此公务倥偬，只得将私事摆开矣！十二时往访卢作孚，托在重庆觅屋……”11月23日日记：“……知长兴轮已到汉，又闻余之家人明日亦可抵汉矣……”11月24日日记：“……今日京市发警报三次，午后二时敌机袭入京空，投弹多枚，四时卅分，得汉口电话，知家人均安抵汉口寓明镐宅，又接四弟自建德来书，言图书馆迁建德云云……半月来系念家人手足之心今稍为之稍慰矣……”这时，日军已对南京外围形成包围，蒋介石准备迁到武汉，陈布雷在11月26日日记中写得明明白白：“……秘书厅人员今晚离京……奉委员长之命，命余亦先行，午后五时与岳军再晋谒报告诸事，委员长仍催我等速行，谓此间已无要务，可到武汉待命，乃匆匆收拾行装……九时卅分谒委员长，凄然有感，几于泪下，……十一时偕学素等到宁海路约芷町同乘普金差轮西上，开船时已十二时卅分，自此与首都暂别矣！”
陈布雷是11月29日到汉口的，当天的日记记下：“……十二时抵汉，明镐兄来迎，到电话总局暂住……知允默等适于今晨赴渝，如余早到一日尚可在汉相晤也……”
蒋介石也到了武汉，立即命陈布雷起草《南京撤守告国民书》，在12月11日上庐山，12月13日陈布雷在庐山上犹惦记着南京，他在日记中有记：“……与慕尹谈知南京战烈，我部队死伤惨重，恐退路将全被截断矣……”所以庐山“景物优美，乃无心观赏也”（12月14日日记）。12月16日日记中记：“……九时卅分渡江到武昌移寓胭脂坪……十一时谒蒋先生改定告国民书稿，并报告对时局意见，十二时再往谒见，午后四时再谒蒋先生……”他又忙碌起来了。
在武汉：最高国防委员会（1）
刚到汉口，陈布雷就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召他到牯岭，起草《告国民书》，3天后回汉口。这时侍从二处移到武昌胭脂坪，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陈的住所，只有两三个助手，包括缮写人员、机要文书，机构也够精干的了。
陶德曼有一天，外交部次长徐谟来报告，德国大使陶德曼奉其政府训令，愿以双方传言人资格斡旋中日和平，并转述日方与驻东京德使谈话接洽之概况，要求见蒋介石。汪精卫一听，高兴地说：“和平有一线希望矣！”但是参加国防会议的多数人认为陶德曼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战的手续，“而未能看出日方有企求和平之真意”。
陈布雷对汪精卫怯战之色颇为反感，这个善于反复，追求权位，出没政潮，旋进旋退，事急则出国，既平则复来的所谓政治家，在陈布雷心目中已产生了憎恶之感。陈布雷与张群商议，马上以长途电话与蒋介石联系，蒋介石已先得到这一消息，回答说：“陶德曼来一叙也可，由徐次长陪来。”汪精卫更高兴了，说：“蒋先生是明智的，与日战则亡，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我们可以接洽，停战、和平，此四万万百姓之幸也！”
陈布雷很少在公开场合驳斥大人物的话，这次他却高声说：“此当为蒋公尊重第三国友谊，不能拒绝其好意，未可即视为接受可能。”
不久，陈布雷得悉，日敌所提为四个条件：一、要中国政府放弃抗日及反“满”政策，与日本共同防共；二、必要地区，划不驻防区，并成立特殊组织；三、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四、要有相当赔款。蒋介石的态度是：“日方之条件、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可决置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引起纠纷。”陈布雷也说：“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当然无考虑余地。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日本政府见蒋介石拒绝了陶德曼的“诱降”，即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并且提出双方召回大使。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与于右任、居正等先生都交换过意见，以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布雷先生，我要发表一个谈话，以严正立场昭告世界。”
蒋介石的谈话说：“……昔者，宋人亡于外寇，乃由主和者日盛，主战者日衰之故。余之刻苦奋斗，不惜牺牲，誓以生命报国，亦是以使岳武穆未伸之壮志，终得伸于七百载之后。虽然，甘心为秦桧者，恐未易完全断念，吾益当努力图之。”这话已经谈得很明白了，现代的秦桧指谁呢？
蒋介石是1937年12月13日退出南京的，接着日寇就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军民，死亡30万。蒋介石到了汉口，向陈布雷倾吐衷曲：
“我撤离南京后途径长沙，前一日敌机大炸长沙车站，盖日寇侦知我将过长沙。日寇南京大屠杀，灭绝人性，玉碎宫倾，激励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蒋介石这时的心情确实很激动，“暴日之处心积虑，势必非亡我国家不止，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此其时也。”
陈布雷说：“蒋先生，当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你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由中央军官学校住室移居中山陵园花房办公，日机深夜空袭，将附近一处花房夷为平地。日寇必有奸细引导，暴日欲加害先生，布雷甚为深忧。”
“不妨事，不妨事。”蒋介石说：“自辛亥光复以来，我数度遭到艰危，但都安然度过。抗日大业全赖先总理在天之灵，全体将士浴血奋战。”
陈布雷对抗战以来，全国民众将士同仇敌忾一致抗日之英雄事迹，深为感动，他满含泪水说：“蒋先生，抗战以来，我将士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阻挡敌人坦克，悲壮激烈，可歌可泣。更有谢晋元八百壮士，身陷重围，孤忠可嘉，震惊中外，永垂国史。”
蒋介石这时有点气愤地道：“可是也有不顾民族大义者，如韩复榘不战而退，满载三卡车金银、珠宝，率兵擅自进占河南。据范绍增副军长密报，刘湘、韩复榘联合反我，此种小人蟊贼，可耻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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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最高国防委员会（2）
“这是真的吗？”陈布雷对范绍增这人印象不佳。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活埋中国平民“他们之间往来密电都有了，我派何应钦把这密电拿给刘湘看，刘住在汉口万国医院养病，吓死了。”
陈布雷道：“蒋先生英明，抗战以来劳苦功高……”
蒋介石挥挥手说：“布雷先生，3月底，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内拟召开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有一些文件，劳你代为撰写。”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