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忽自省数年来言行，缺失甚多，而尤以对友明交际过于落寞，在不知者必以为倨傲，此不仅足以败德，亦足以害事，细思致此之由，实因我始终对政治无兴趣之故，因‘不愿入官’之念，乃至一切近于怪僻之行为，均以‘我本无志周旋’之一念自恕，然即摆脱政治，亦真岂能遗世独立者，欲作一现代之人，不可不善于处群也。”陈布雷将自己对政治无兴趣，不愿作官，现代人又不得不处群之矛盾心理讲得再也明白过了。
陈布雷心病已重
从陈布雷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内心的诸多痛苦和矛盾，兹摘录1942年3月16日晨7时记的“此2月来工作与生活之追溯，”颇能见其内心深处：
“自今年一月份以来，余之工作情绪颇嫌淡薄。其大半原因由于睡眠不佳，体力精神日衰，然尚有两个原因：一、处理工作，轻重缓急，往往失当。致事多积搁，心多牵挂此一也。二、儿女职业就学诸事待处理者太多，而二月以前六弟陷港，又无消息，且观四年之工作与生活亦多不安，家人情形，常牵怀念，时间精力，不能全部集中于公务，心太纷杂，曾增疲与失眠二也。追溯此两月有半之生活，殆为入蜀后烦闷最多而对公家负疚最深之时期。应做之事，均未速办。应阅读之参考件，亦多未读，每日营营扰扰，从杂乱中度去，此境均不可久。行年五十余，而修养薄弱如此，殊自悔疚，宜即猛省痛改，力矫前失。自下星期起，宜首先作到下列几事：一、每日晚间非有必要事，宜十一时就睡，晨七时半以前起，二、每日事务必须当天即了，未了者记于别册，宜五日一检查，三，对公共生活，如###等宜多参加，四、宜多访友，自动接洽公务，勿惮于外出，五、见客时谈话，宜尽量简短，爱惜时间，以积极情绪，涵养精神为要。”真佩服陈老夫子，一面16开“文渊阁”10行笺，用毛笔字随手写来，每面五六百字，虽是草体，然笔力遒劲，很少有错漏之字，14年间，估计起码有150多万字，工作方面，蒋氏夫妇交办何文告，日夜运思修改；受蒋介石委托，接待拜访党、政、军、文和社会名流；参加中枢各种会议，读书心得，国内外各种资料，还有自我反省之体会等等，无所不包，常常寥寥几字，把事实心境说得很透彻，为历史留下了很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有关亲属，也略有记载，兄弟之情，夫妻之情，舐犊情深，跃然纸上，陈布雷在日记中甚至把公私开支账目也记上，他平生二大嗜好和必需品，一是烟瘾甚大，有几听什么牌子香烟，有多少多少药品也一一开列，做人态度极为认真。有时在一天中有记事叙感，有时一月或几月作一回溯，如1942年3月29日，陈布雷有记：“七时卅分起，今日为革命先烈纪念日，岁月如流，忽忽三十一年于兹矣，中国革命实为一种复兴运动，今日抗战方殷，吾人一致努力撑持，此最艰苦之一二年时间，待反侵略阵营整个胜利之后，中国不独可完全求得独立自由与平等，亦必一跃而为东方各民族（苏联或不在内）之盟主，目前问题当然要看经济有无办法，而经济之充实与管制则又系于内政，此盖极艰巨之工作也。国府今日颁布总动员法，闻将定于五月五日实施，盖均有深意存焉。”下面是大量工作和接待人物，也涉及家事“九时，袁景裕君来访，钱天鹤同来，谈沪上人心归向，抗战之热烈，为之兴奋不已。九时卅分，望七弟等送泉儿上机场去兰州，旋以气候恶劣未飞行，沙孟海兄来谈，李惟果兄来为我协助接洽，甚感其惠，旁午陈公侠秘书长来谈甚久，午后小睡至三时起，考虑宣传指导组问题，阅杂志一册，又阅呈六组件十余件，外复电六件，作函四缄，薛农山、曾虚日来谈海外宣传事，林圣凯君来谈工业，傍晚芷町来，晚餐后处理四组件并手谕三件，与芷町商谈今后工作之重点，阅蒋夫人为纽约时报所撰定论文，十一时卅分寝。”陈布雷每天日记几乎都是这样记载的，这里只是选择几则而已，《三月份之回溯》（1942年的）中记：“本月工作并不多，而余之精神脑力乃不能任重，颇自疑，岂遽衰疲至此乎，十五日曾检讨前半月之经过，记之于册，意欲寻其致病之根源，而加以修治，并列举应改正之要目，今日半月矣，综合检点，只早眠与夜睡时间尚能按照规定，而‘当天事当天了’仍未能做到，然大致已较前进步，筐中留牍渐少矣，独于外出访友多方接触一节，迄未能实行，而客来访晤者，接见时仍多作不必要之谈论，且中气渐虚，多谈即疲劳，此最宜改正者也，自省心思烦乱之原因甚多，而家人群集，未得妥善安置，亦为牵虑分心之一主因，至于最后一星期则因奉命接洽人事诸多乖舛，始悟今日政界中直道而行之人太少，如余率直简易，不宜过问实际之人事，以既无技术又无耐心也，来日大难，不知丛脞复杂，将更何如，而余欲免于悔疚，何可得手，计惟有对事则力求简单，对人则尽量宽恕，而黾勉治心双补，阙失而已。”陈布雷还拉了一位同乡同学沙孟海专门来为他办理庆吊文字，因为沙孟海此人为人方正，又熟悉文史，写得一手好字，沙孟海原在中英庚款会工作，他是不愿卷入政界的，一再拒绝陈布雷这位师兄之邀请，后来知道只是写些庆吊文字，他也勉为其难，1942年4月5日日记中记的即其人其事：“……祭奠韩紫石先生，奉命代表往祭也，委座赠挽联：江左文人推老宿，暮年风节重山丘。系孟海所撰……”对于陈布雷这种紧张的工作和身体状况，有不少人劝过他，连其兄弟都劝过他，如1942年4月14日日记：“……起居颠倒如此，生活之不规律已甚矣，四弟来谈，劝我诸事勿过认真……”可是陈布雷是无法解脱的，他对世事总是要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如1942年9月13日日记中记：“……傍晚果夫来谈中央政校事，乃知处友处事之道大难。稍不得其正。（即谓过于热情体贴，或过于激，过于严，或放不开，想不透，观察不彻之类），即不免以好心而生恶果。于处人数最多而复杂之群体尤然也……”11月5日日记记：“八时卅分起，昨晚睡眠充足，精神略佳，然环顾党国艰难，人心散漫，经济恶化之现状，不知何以补救，而自身又衰疲无能，至此悲怅之情，终不能自抑，又不知如何爬梳整理，方能使自身本分之事有个安排，杂念纷起，作友人私札数缄聊自宣泄郁闷，晌午惟果来，余与谈心中痛苦，悲从中来，为之下泪……”11月9日日记中陈布雷又有感慨，他先草拟《发动党员团员实行战时生活案》，并起草《刷新政治风气造成各级政治之战斗化案》，午后又校译蒋介石《对英国议员团之欢迎词》，“……皆为写成此一提案，以全文不过二千字之一案，而耗时如此之久，真如芭蕉之心已萎，春蚕之腹已空，殊自叹其何以憔悴也。”“春蚕腹已空，芭蕉心已萎。”这两句话把陈布雷内心委屈活脱脱写了出来，这时陈布雷心力疲惫之至，蒋介石本来提议他去昆明休养，可是陈布雷不愿走得太远，还是对侍从室工作放心不下，于是选定去成都休养，12月5日日记中记：“九时十五分起，因工作堆积，杂务从未间断，对于成都之行不能从容准备，适委员长约于今日前往黄山晚餐，忽感时间不敷分配，又以委员长问及事略编纂事，深感平日事繁，未尽督促之责，不觉焦闷愧悔，致形诸词色，有失态之言，事后思之，殊属不合，然实为病象，不能控制，此情景殊非他人所能知，即四弟与望弟必感觉莫名其妙，独允默知我之痛耳……”陈布雷并未记明“失态之言”，但可以看到在蒋介石面前“失态之言”“殊属不合”，连最了解他的陈叔谅和翁祖望也莫名其妙，他说只有妻子知道，陈布雷心病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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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四年生活点滴（1）
从1940年开始，陈布雷也奉命接待过国内侨领和名流，他对名流和宁波家乡前辈生死也常亲临庆吊。陈嘉庚如1940年7月29日他到蒋介石官邸招待过陈嘉庚和侯西友等。7月29日日记中记：“……九时卅分闻枕琴先生病剧，往歌乐山中央医院访问，至则已昏迷不省人事，仅能颔首而已，不忍久留，遂与显光同归，十二时往机场送行，陈嘉庚定今日飞昆明……”这位枕琴先生，就是周骏彦，奉化人，曾任奉化县龙津学堂学监，教过蒋介石的书，周骏彦还两度到日本攻读法政，追随过中山先生，后来跟蒋介石，当过军政部军需署长，掌握军饷、军粮与被服等后勤工作，蒋介石是很尊敬他的。周骏彦的孙子周宏涛在1943年5月接替俞国华，当了蒋介石的中文秘书。周骏彦为人比较正直清廉，所以陈布雷很尊敬他。7月30日日记中陈布雷记：“……闻枕琴先生于今晨丑初逝世，如此善人，竟以中寿谢世，不胜悼惜，委员长以电命撰挽联，并准备祭文……拟请国府褒扬之呈文稿则余自撰，追念清德，写罢不禁泫然，芷町谓余文中‘贞信普洽于将士劳瘁问候于晨昏’二语对于枕公洵非溢美美词也……”7月31日又记：“……偕孟海同赴歌乐山平正农场，吊周枕琴先生，向灵前敬礼，不觉黯然流涕，如此完人，今不可见矣……”。陈布雷对冯玉祥还算尊重，所以“至冯焕章家祝六十寿”（1941年11月14日日记）陈布雷很尊重郭沫若，主要是重才，郭沫若五十岁生日，陈布雷有赠诗，据陈布雷1941年11月23日日记实际是“芷町为我代作赠郭沫若五十生日诗四首，嘱永甥送去……”就是翁泽永，当时任郭沫若秘书。
陈布雷一有空或忙里偷闲，常常读书自娱，如1940年9月3日日记中有记：“……夜阅林语堂所著《四十年来之北京》英文小说……”，1941年9月8日“……读钱穆学术史论方东树等讲人一章，颇佩其言论之卓……”，10月9日日记中记：“……近日心里闲散，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