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由亲戚（比如做媒的姑妈）、朋友、牧师和其他人进行的一场谈判，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大约1809年，一个来自洛泽尔省、身无分文的贵族让他姑妈帮助寻找妻子，他在给她的信中列出了几项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拥有一份遗产，数额要足以使他保住门德的房产和乡间豪华别墅。如果对方地位与他相同，需要10万法郎，但“如果地位低于我，那她的财产就必须或多或少地补偿我们之间的地位差别”。
随着年代的推移，婚姻战略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财富表现出多种形式：现金、财产、生意和“前程”。同时，其他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名誉、职业（自由职业非常受重视）、阶级和美貌。一个富有的老人会寻求与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结婚，女人为了吸引男人则通过她们的容貌来使自己与众不同，而需要现金的男人可能会接受一位拥有财产的未婚母亲，比如像马尔泰的女主人公。
黑格尔所担心的个人爱好，甚至家庭所反对的情感这时也进入到了婚姻当中。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战略婚姻与爱情及幸福统一起来，这也是爱玛？波瓦利的梦想，“如果她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伟大而坚定的意志之上，那美德、爱情、*和责任感就会集于一身。”对于女人来说，婚姻是生活唯一的希望，这些影响尤其深远。克莱尔？德马尔（《我的未来权力》的作者，1833年）就呼吁年轻女孩的教育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她们“一无所知，甚至连男人长的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她批评婚姻是“合法卖淫”，宣扬自由选择伴侣、“进行肉体对肉体的试验”的需要以及拥有通奸的权利。由于过于超前，德马尔最后自杀了，她的支持者、圣西门的信徒将其学说改头换面，变成了一本宣扬母性的小册子。
奥罗尔？迪潘没有这么激进，此时她还是迪德旺夫人，她在1825年11月15日给卡齐米尔的一封长信中，解释了自己对于他们彼此间的误解和兴趣的不同看法：“我知道你不喜欢音乐，于是我便不再花时间在这上面，因为一听到钢琴声你便会抽身离去。为了显得亲切谦和，你给别人念文章，但念不了几句你便觉得没有意思，打起了瞌睡……我开始觉得我们之间的兴趣从未有过一丁点的相同，对此我伤心不已。”
波德莱尔同样梦想夫妻能够具有共同爱好，但他没有结婚。在与让娜同居14年之后，他们分手了，在分手那天他感叹道：“当我看到一些美好的事物、美丽的风景或者任何令人愉快的东西时，我发现自己在想，‘她现在为什么不和我在一起呢？她为什么不和我一起欣赏这儿的美景或和我一起买这件东西呢？’”（1856年9月11日给奥皮克夫人的信）。 最好的txt下载网
婚姻与家庭（4）
男人想从婚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同意，即使不是一个具有主动性的妻子，至少也要是一个可人儿。某些男人甚至想找一个能与他们不相上下的妻子。米什莱就劝告男人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妻子”，朱尔？费里则强烈支持男人和女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享有不同的空间，但他对于与欧仁妮？里斯莱尔的婚姻感到非常自豪；“她是共和党人，有哲学思想。她在所有问题上都与我有同样的观点，而我也为能与她有同样的观点而感到自豪。”（1875年9月7日给朱尔？西蒙的信）
欧仁妮？布瓦勒在给他未婚妻的信中，完美地表达了这对共和党夫妻的新理念，即思想自由、从里到外渗透着罗马斯多葛学派的观点，以及虔诚地信奉婚姻和谐：“当我听到人们说‘婚姻……就是奴役！’时，我大喊：‘不，婚姻是宁静，是幸福，是自由。通过婚姻，一个人（我是说男人和女人），一个充分发展的人便可以达到真正的独立，因为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具有独特的人格。’”（1873年3月24日给玛丽的信）他的雄心是要达到完全一体化，从而在婚姻中实现自给自足，“不要让任何其他人进入我们的私人生活，进入我们的思想。”丈夫变成了妻子的知己，“我强烈希望你不再寻找其他知己，除了你丈夫外不对任何人敞开心扉，因为你丈夫就是你的知己，我敢说他现在就在你身边。”
家庭生活：女人的复仇？
一般来说，女人处于受支配的地位，但她们也得到了某些补偿，以便使其顺从目前的处境。她们相对来说是受保护的，法律上处罚的女人要比男人少得多。对于资产阶级妇女来说，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任务就是保持容貌美丽，因而雍容华贵，具有迷人魅力。此外，女人的寿命也比男人长。她们可以采用多种做事方法，尤其是个人价值观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康德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个*利——作为一个人的女人——与婚姻中的主人本质上所享有的帝王式的权利之间的矛盾。他的回答是“拥有真正形态的个*利”。女权主义者以法律为掩护攻击这个漏洞，教会和国家则用“社会母性”作挡箭牌发起攻击，但是日常生活又暗示着什么呢？
马蒂娜？塞加朗、伊冯娜？韦尔迪耶、阿涅斯？菲娜以及其他人在阐明法国乡村社会中妇女的角色和地位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塞加朗就不同意19世纪旅行家阿贝尔？雨果悲观而粗略的描述，而是强调，在公众与私人生活融为一体的情况下，家务活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她的工作给人的印象是两性之间的和谐与平静。
伊冯娜？韦尔迪耶则描述了来自勃艮第的米诺的性格及其文化角色，她认为这些是根植于其“生物学命运”当中的；“从一个女人的生物学命运来看，这仅仅是她社会命运中的一个短暂停留。”女仆（通常在洗衣店工作）、裁缝和厨师在乡村生活中掌握着知识与权力，她们根本不可能被关在家中。
阿涅斯？菲娜则分析了母女和男女关系对一位新娘的嫁妆有什么影响，以此为基础又继续研究生物学现象是如何通过象征手法来适应社会现实的。
这些描述具有永久的价值。这种文化中的平和极易掩盖紧张与冲突，伊丽莎白？克拉弗里和皮埃尔？拉梅宗便认为这些紧张与冲突集中在工作上。在旧式习俗中，女人的交换是严格按照财产交换原则进行的，妻子经常遭受毒打，而且不允许拥有食品室的钥匙，有些妇女为了活下去被迫去偷窃。女人的尊贵通常都会被婚姻和对男人的恐惧破坏殆尽。非法怀孕将会受到严惩，未婚妇女的命运尤其艰难。寡妇被认为是危险人物，因为她们肯定是*旺盛的人，因此有时会被赶出家门，带着仅有的一点用具和救济品被迫住在茅草房内。年轻女人经常是老板的猎取目标，经常被自认为是在表现男性魅力的男人所*。“*成了男人对待女人的正常方式中的一种派生形式……惩罚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两性标准导致了一系列后果：暴力、失落和死亡。”那么这种对女性的残酷*，是否来源于一种女人比男人更有可能继承财产复杂亲缘关系体系呢？ 此外，中央高原东南部地区此时还经常发生宗族间的仇杀事件，血案也是屡见不鲜。乡村生活平静与暴力这两种状态的鲜明反差可能是资料来源不同所致：有的是习俗与尽人皆知的事情，有的则是与冲突有关的法庭文书。。 最好的txt下载网
婚姻与家庭（5）
城市家庭似乎比乡村简单得多，但也因社会等级和家庭类型的不同而有一些变化。从家到工作场所的距离是判断家庭生活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可以从博尼？史密斯对法国北部中产阶级妇女的描述中清楚地看出来。19世纪上半叶，这些妇女参与家庭事务，拥有书籍，而且还投资实业，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种传统却销声匿迹了，只在一些年老的寡妇身上还保留着一些痕迹。19世纪50和60年代，大部分妇女都从生意场退了出来，返回到家庭当中。这些家庭由于劳资关系发生变化而有了不同。种植园主不再住在工厂围墙内或种植园大门附近。当这些人变得富有时，他们便离开臭气熏天、烟雾缭绕的贫民窟，转而搬到城市的新区，例如鲁贝的巴黎大街建有一些华丽别墅——真正的“城堡”，工人在*期间便来到这里嘲笑起哄。妇女现在掌管着家庭事务和一大群佣人。
在这种环境中产生了一种家庭道德，其主要原则用史密斯的话说就是信仰高于理智、慈善高于资本、繁殖有理。繁殖为孩子众多的资产阶级家庭中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赋予了价值：在1840至1900年间，每个家庭孩子的平均数量从5个增加到了7个。所有事情都显得非常重要：从清洁到内部装饰、按时祈祷（参见德韦里亚绘制的《一日生活》）；从女人最细小的事情到管理家庭账务，所有这些家庭主妇都必须用丈夫授予她的权力管理好，同时还得向她丈夫汇报每一项具体开支的情况。每一项细节都具有道义上的重要性，比经济本质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一个女人的生活就是一种语言，一种仪式，要遵循严格的规则。这些北方的中产阶级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们既不悲观失望，也不听天由命，相反，他们试图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转变成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通常都是非常武断的。这种看法有时被称为“基督教的女权主义”（这能算是女权主义吗？如果女权主义是指要求平等，那就不能算，因为这里所说的与女权主义是两回事），这样声称的人是一些小说家，如《现实生活》的作者马蒂尔德？布尔东，以及朱利亚？贝库尔、若斯菲娜？戴高乐，她们写了本家庭史诗，诗中展现善与恶、女人与男人间的互相斗争。男人对权力与金钱无休止的欲望带来了混乱与死亡，家庭中的天使、金发碧眼的善良女主人公使家庭重新恢复平静与安详。
这种完美的家庭生活——带有一丝圣洁的气息，但并不是维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