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舅姑婶们是被允许充当监护人的。由于寡居的母亲不具备这一资格，叔舅姑婶们在家庭会议中的角色就变得相当重要，尤其是在探讨诸如寡妇再婚、孤儿的财产管理或是依据1838年法律要求家庭成员制度化等等事宜上更是如此。
未婚的姑姑阿姨们自由徜徉于家庭之中，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居有一席之地；侄子外甥们的记忆里经常满是她们的身影。亨利？贝尔受制于严厉的塞拉菲姑姑的钢铁纪律，“那个女魔……我整个童年的邪恶的守护神”，她的影响在温柔的伊丽莎白姑姑那里得到了补偿。杰奎斯？文特拉斯对她那些像父亲一样的姑姑婶婶们的举动进行了描述，她们无一不是风风火火、忙忙碌碌。和失去双亲的女孩在一起，姑婶们有必要扮演一个更加父亲化的角色。卡罗琳？布拉姆是由她的泰尔诺姑姑伴护长大的，她毫无疑问地不仅要为卡罗琳的婚姻负责，还要为家族中其他女孩的婚姻负责。拉法格是受到姑姑的引领才了解婚姻的秘密的，“在一次时间相当长、非常活跃的早餐之后，我的姑姑们把我带进了小客厅，关上门，然后开始引领我进入我新职责的可怕的神秘之中。”
叔叔舅舅们将新鲜的空气引入了家中。叔叔可以行使一位父亲的特权，却无须担负他的过错。阿尔伯特？西蒙尼十分崇敬他的叔叔们：皮埃尔是位发明家，早在1914年之前就拥有了一辆汽车；而弗雷德里克是个钟表匠，市郊的房子就是他自己造的。保罗？莱克鲁斯真心地崇拜他的叔叔埃利谢？莱克鲁斯，他是位地理学者，在他死后，保罗出版了叔叔的著作。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叔叔可以行使相当大的权力。人们尤其喜欢编写关于沉默寡言的叔叔取得惊人成功的故事：在美国，叔叔是一个标准的家庭神话之源。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除了家庭的核心成员以及他的亲属外，还有一个由富裕人家的佣人和众多邻居构成的圈子。在这两种情形下都存在一个意识底线，甚至存在着危险。佣人和邻居对一个家庭来说当然是有益的，但他们的存在却对个人隐私造成了威胁，而且他们的近距离窥视可能会成为一种尴尬。人们不得不依赖这些帮助者，但同时也不得不对他们心存戒心。
邻居们既可能成为有益的帮助者也可能是充满敌意的。在村庄里，人们是很难逃避邻居们的细致监察的。在日瓦丹，“在整个村子里，人人都知道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每个人都在参与窥探他人私生活同时保护自己隐私的游戏”。行为和表象的全部特征一下子显现了出来。有一些地方可以让有此癖好的人们更好地窥视他人。教堂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它是村子里的一个显微镜，人们知道谁参加了弥撒，他们多久参加一次礼拜（对于那些不参加的人来说将是事关赦免罪恶的事情），和年轻女孩会在忏悔室里待多久。女人作为耻辱之源特别受到细致关注，特别是她们的一些敏感部位——腹部。当女人肥胖的脸和粗大的腰意外“缩水”时，就会成为人们喋喋不休的谈资。寡妇一般总是备受关注的对象。根据法国著名小说家莫里亚克的说法，“在一些地方，人们总喜欢把眼睛盯在那些寡妇身上，他们会观察一个寡妇面纱戴多久。他们会根据她所戴绉绸的长度猜测她的悲伤程度。如果一位正处于悲痛之中的寡妇在一个燥热的夏日掀开她的面纱透口气的话，那些看到的人就会说：‘她一定另有了一个心上人，让她已经把悲伤忘却（《大教区》，1926年）。’”人们透过半关的百叶窗窥视他人。俏皮话和讥讽语言被悄悄传到闲话和责难中心——泉水旁和洗衣房，并在这些地方发展成永久的流言。由于像村庄这样的社区一般都是在没有外来 干涉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内部的责难具有特殊的约束力 。街区就成了判断个人名誉的场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家庭（3）
城市里的低层群体间是否会有更多的自由呢？是的，因为当前的市内社区只是暂时的，彼此间的利益相对松散，圈子相对较大，而且彼此间有一种相对强烈的排斥外来者的凝聚感，特别是对警察。也有人说不对，因为人们之间的居所彼此邻近（吱吱作响的床板会让人们知道墙的另一边正在发生什么），夏日傍晚敞开的窗户把院子变成一个公共大房间，使得邻居间的争吵和矛盾更突出，而且人们彼此经常在楼道、公共水龙头和公厕相遇，而这些地方就成了冲突不断产生的源泉。每座公寓都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管理员，她几乎一成不变是一位妇女，早期的瑞士门卫和搬运工已经渐渐消失了。她为自己的中间地位而感到害怕，因为她夹在公众与个体、房客与房东之间，同时还与警察合谋，无论什么时候发生状况时，警察都会向她求助而且想把她作为自己的眼线。她在幕后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她可以选择房客，而且如果没有她的允许，任何来访者和街头歌手都不能走进院子。那些居住在能直通街道的楼房里的人，对自己的私密生活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
皮埃尔？桑索特评论道：“大多数居民将自己的存在囿限在低调而狭小的空间范围里。”商店是重要的会聚场所，有着自己的礼节编码和交往礼仪。一些常客担当着监守者、知己和旁观者的角色：面包师的妻子，尤其是杂货商，经常成为“邻里或街道甚或忏悔室里的耳朵”。向更大范围的城市和多种多样私人行为模式开放着的邻里，形成了一个比家庭远为复杂的社会。
人相对来说要比空间重要，一个人很少能够自由选择邻里或确定他需要赢得谁的影响，即使他并不接受他们。邻里之间会在家里和外面建立一种适当的行为方式，一种人人必须认可的规范，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认可。这样，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排斥那些与他们在民族、种族和出生地上不同的人，从而表明自己的身份。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正如路易丝？谢瓦利埃表明的，是一个村庄的聚合体。在拉普街，有一个住着许多奥弗涅人的区域，有些大楼里住的都是来自一个村子的人。相似地，19世纪末，在普拉兹尔低洼地地区挤满了来自中部欧洲的犹太移民。
邻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邻居们的反对、容忍或纵容将决定一个人生存的法则。但邻居们也有一个不能逾越的界线，门槛是非常神圣的，在没有人邀请的情况下是不能随意越过的，除非出现非同寻常的噪声或是闻到可疑的臭气或有毒的气味。父母可能会打他们的孩子，丈夫可能会打他们的妻子；这些都是他们自家的事，没有人会因此报警。有时它会通过某种戏剧性的形式来放松人们的舌头（指报警——译者注）从而导致外来的干涉。有些个人向警察和法院求助是人们的容忍度和公共干涉形式方面非常有趣的一种表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邻里间的问题都属于法律范围内的民事行为，而且大多数都被认为在事关神圣的家庭隐私方面，只限定发生在家里。
这里将不会过多地谈论有关家庭宠物的事，部分关于这个亲密世界的问题，阿兰？科班将会在这一主题的后面进行描述。狗、鸟类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猫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它们福利的关注。动物们是家庭中的一员，而当人们谈起它们时就像在说自己的老朋友。人们分享有关宠物的新闻，而乔治？桑德的信件中包括了许多这类令人羡慕的例子。
大家庭（4）
动物有时被看作是一个虚幻个体的象征。卡罗利娜？布拉姆和热纳维埃夫？布雷东是两条狗，它们的名字是由爱它们的主人按自己的姓氏起的。卡罗利娜把她的狗叫做热纳维埃夫（一位女性勇士），并通过不断叫它的名字来提醒它的虚拟主人。热纳维埃夫则把她的狗当作是她想生的孩子。狗被赋予了以下身份：迪潘夫人的狗带的项圈上写道：“我叫尼黑纳，我是夏埃附近诺衡区迪潘夫人家的。”它是在它女主人的大腿上过完最后的日子的，“最后被葬在我们花园的玫瑰丛下”。老园主说狗是被放了起来而不是被安葬了，对于一个纯化论者，除了对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外，他不会对任何人或物使用安葬这个词。
家庭宠物就这样开始了它升为“人类身份”的长久之路。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结果是有时事情会让法律尴尬。例如，一个人是否可以把他或她的财产遗赠给自己的狗？1983年法院认定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在19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里，动物的权利仅相当于儿童的权利。女权主义者对于影响动物权利的问题相当敏感，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动物保护协会的积极分子。
佣人的多少和组成要看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雇用一名女佣标志着一个家庭正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这种家庭有仆人伺候，家中的女主人充满闲情逸致，仆人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炫耀财富。家庭服务遵循贵族的方式，佣人是雇用的帮手，但并不是独立的工人，因为他们会因为雇主众多个人需求的约束而不得不依赖自己的主人。佣人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身体甚至整个人奉献给主人。由于其本身古老的特性，佣人在家政社会的地位问题开始不断给人们带来麻烦，在20世纪初，许多迹象表明家政服务正逐渐衰退——中产阶层的妇人们包括那些女权主义者抱怨说，她们很难找到帮手。
佣人世界是存在等级的。处在顶层的是那些家庭教师和奶妈，只有那些希望在家教育子女的富裕家庭才能付得起这方面的支出。这些佣人一般被视为准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也的确是。由于义务教育的发展，家庭教师的数量比奶妈减少得更多。福楼拜在《俗语词典》中写道：他们总是那些来自遭受不幸的优越家庭；丈夫*，家庭生活危险。1847年，舒瓦瑟尔？普拉兰公爵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家庭教师，并为此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