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清军大定云南的消息，孙可望自己知道本人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只好主动上疏，乞辞王爵，时为顺治十七年（1660年）夏天。
顺治帝也是个阴君，假装高姿态，仍下旨让他保有王爵。
孙可望一肚子苦水，满腹郁积“苦哀”，向顺治帝打报告诉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居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皇帝）宠眷，无寸功可记，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他们）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恩）典，众心沸腾之端也。然怨忌既积于心，妒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
这年年底，孙可望就死了。正史上说他是“病死”，但《行在阳秋》等笔记中，均说他是随顺治帝出猎时被皇家禁卫军射死。如果是中箭死，显非清朝军人误射。还有笔记记载他是被清廷毒死。而且，记载他非正常死亡的笔记作者，并非民国报人，皆是明末清初的汉族学人，事有所闻，当非空穴来风。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几个月后即死掉，死因更可疑。孙征淇之弟孙征淳袭封，清廷没再下手。康熙初年，清廷削减“义王”孙征淳俸银。孙征淳死后，清廷把孙家的爵位降为公爵。到了乾隆年间，清廷索性取消了孙家子孙的“世职”。老孙一家，就这样平空消失于历史舞台之上，只留下无耻的声名和后人的笑骂。
为行文方便，再讲一下那位洪承畴。
孙可望降后，洪承畴作为满清“开国功臣”的形象更加高大和完满。老混蛋再不装病，为清军进攻滇黔日夜操劳，夙兴夜寐，日理万机。
由于出身汉人儒臣，不仅在军事上策划进军路线，老洪在政治上还出“收拾人心”之策，为满洲主子可谓惮精竭虑。比如，对待当地少数民族，他就为清廷出主意，对这些人不要采用“剃发易服”的政策，转而用收买政策。对于富于民族自尊心的汉人，满清一定坚持剃发易服，从心理的根上摧毁民族意志，对于这些穷乡僻壤的土著，确实根本永不着枉费此心。所以，洪承畴这着果然管事，土著们只要大花衣服照穿，大银环子照套，管他明军清军，给银子给委任状就万事大吉，众多的云贵土著纷纷归附。
清军攻夺云南大部之后，洪承畴不避崎岖，一路迢迢，亲自到昆明坐镇指挥，处理善后事宜。
忙到顺治十六年底，老汉奸真的得了重病，上疏乞休。得到批准后，慢慢往回走，准备回北京养病。
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帝病死，人在淮安的洪承畴闻此噩耗，号恸欲绝。他舍舟登岸，以垂老之躯，乘马飞奔北京奔丧，在景山大哭虏帝（难道一点没有哭崇祯的意思？）。
素袍白服，老奸贼哭了二十多天才回京。
以后，每至月朔，他都要哭一次顺治帝，老嘴喃喃，不知所云。如逢节日，老汉奸都要在家摆设香案，身穿朝服，望阙叩拜，以表达他对清朝的耿耿忠心。
康熙四年，洪承畴病死于家，时年七十三，竟然与孔圣同寿，真是苍天无眼。
过了两年，清廷才发下碑文，基本上对他的一生作了总结和根据，仔细推敲，褒中有贬：
永历朝廷活〃曹操”（11）
稽古兴朝，必有贤良之臣，坐则荣以高爵，殁亦赐以丰碑，所以劝忠，盖其备也。尔洪承畴，才能敏练，器宇渊宏，我朝平定锦州、松山等处，破明兵十三万时获尔，蒙太宗皇帝宽恩抚育（这两句话最意味深长）。逮克取京城，大兵南下，尔图报豢养之恩，督理绿旗官兵，协同大兵歼逆，首擒伪王，发获奸细，招徕叛党，除党安民，所在著绩。事竣还朝，仍赞纶扉，尔能夙夜宣劳，恪供厥职。旋畀尔经略五省，随满洲大兵，进取云贵，招抚军民土司，供应大兵粮饷，能济军需，边疆有赖。克襄王事，屡建功绩，特授世职之荣，以示酬庸之典。忽闻长逝，甚悼朕怀，特赐谥曰“文襄”。
到了乾隆时期，天下大定，清廷自然要把洪承列入《贰臣传》。不过，由于他对清廷劳苦功高，乾隆帝把他安排在《贰臣传》的“上编”。
无论入“上编”还是“下编”，洪承畴都是贰臣，棺盖棺，论已定。
借得黄河水，难洗一生羞。
至于后人揣测洪承畴有心存明朝之意，说他到长沙任五省经略后没有尽力南进之事，内心是想给南明喘息机会。这种揣测，纯属不知历史细节的虚妄臆测。
当时的洪承畴，心血耗尽，在得了眼疾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呕心沥血，一心一意想灭亡南明为满清主子效忠。只是中国南方局势太复杂，他一时不得要领，所以才招致朝中政敌的攻讦，说他进取不力。
孙可望投降后，尽告两省虚实，于是老汉奸豁然开朗，择将调粮，舍马步行，行走于沼泞崎岖之中，苦心经营，疏清北京清廷不要干预吴三桂等人的军事行动。正是他不遗余力的出谋划策，才最终灭掉他明朝老主人的国家。
只有前朝死灰不能复燃，洪承畴这样的巨奸才能在晚年落个心安——终于不用耽心明朝有人问其反叛之罪了！
儿女平安，家族富贵，夫复何求？汉奸心理，大抵如此。
倘若没有洪承畴、吴三桂这样的汉奸，南明不可能那样迅速灭亡。
峰顶浪尖，金戈铁马。大汉奸以仇报恩，反噬国家。
万代之后，九泉之下，同孙可望一样，洪承畴亦应遭鞭尸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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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姓爷”的私心（1）
——海上称雄郑成功
（导读：郑成功早年的识见。 郑芝龙和郑成功以及“郑清议和”。 郑成功南京之围）
李敖大师在北京大学讲学时，这位岛上狂人保持其一贯的风格，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讲到：郑成功之母为清兵所奸污，愤而自杀。郑成功悲而大恨，亲自用刀剖开他母亲的尸体，濯肠而洗。
当时###言发之意，在以痛斥中国古代的“封建”流俗和落后的男女观。殊不知，自诩读书百万卷的###，实是真正的“不求甚解”之徒。我估计，他对于自己所叙述故事的出处，肯定不很详知。
这段记述，出自清朝佚名作者的《赐姓始末》一文。这篇文章，仅短短三千字左右，其实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有关郑成功剖母之说，原文如下：
“（郑）芝龙既降，其家以为可免暴掠，遂不设备。北兵（清军）至安海，大肆淫掠，（郑）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郑）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敛（葬）。”
可见，剖开被奸污妇人的肚子取出肠脏等洗干净，不是中国之俗，乃“夷法”，日本之俗也。对此，国人大可翻看日本典籍，估计能找到不少类似记载。
中华自古礼仪之邦，从没听说过哪位英雄有剖母尸涤洗盘肠的“清洁”之举。所以，###的“痛斥”，实无根据。
初出茅庐见自奇——郑成功早年的识见
郑成功，名森，号大木，为郑芝龙长子，其母乃日本田川氏（中国称翁氏）。郑成功本人出生在日本长崎，七岁后才来中国。由此推知，他肯定是个会讲中日两种语言的混血儿。
至于“郑成功”之名，乃南明隆武帝所赐。当时，看见小伙子仪表堂堂，隆武帝嗟叹：“恨无一女嫁卿”，于是便赐他“朱”姓，名“成功”，礼禄依明朝驸马行事。
自那时起，郑森就变成了“郑成功”，文献中的“国姓爷”、“国姓成功”、“赐姓”、“朱成功”，皆是指这位郑爷郑成功。
郑芝龙降清后，被清朝的贝勒博洛诱拐入北京。清军放弃先前承诺，杀入安平郑氏老巢，大肆烧杀奸淫。其母田川氏四十多岁半老妇人，惨遭轮奸，愤而上吊自杀。
正是母亲被杀的刺激，才使得郑成功抗清之心益炽，一直和清朝周旋不休。
1647年，隆武帝死后，永历帝在广西即位。手下只有三百人的郑成功人在厦门，立刻遥奉永历年号，奉为正朔。
出于家族传统，郑成功海上贸易娴熟，不停招兵买马，不断扩充武装实力。
李成栋反正后，有大批原郑芝龙人马趁机回到郑成功手下，诸如施福、施琅等人。他们的复归，大大增加了郑成功的力量。
1649年，郑成功为夺取地盘和扩大军粮来源，进攻潮洲。但是，当时守潮洲的不是清军，而是已经反正的李成栋部下郝尚久部明军。
郑成功派人数千乘船而来，在潮阳、普宁一带大肆劫掠，包围了潮洲城。最终，逼得气闷的郝尚久转而以潮洲坚城降清。清军与郝军联合，击败赶走了郑成功军队。
郑成功为渊驱鱼，干出了亲痛仇快之事。
从潮洲败回的郑成功很有日本人那种阴忍之心，他忽然率队突袭自己族人郑彩、郑联兄弟占据的中左所（厦门）和金门，杀掉郑联以立威。
厦门、金门两岛，一直郑成功族人为郑彩、郑联兄弟所所据。
为此，郑成功的族叔郑芝鹏劝说郑成功，乘间攻取这两个地方作为根据地。
郑成功犹豫：“取之不得，反与他们结仇，那怎么办？”
他另外一个族叔郑芝莞胸有成竹：“郑彩远行在外，只有郑联一个人在厦门。天予不予，必受其咎！”
郑成功手下将领施琅也劝：“郑联嗜酒无谋，不足为虑。藩主您先以四艘巨舰扬帆回师，寄泊在鼓浪屿边上。对方见到我们来船少，肯定不会起疑。而我们其余的船只，可以假扮为商船，在旁边各港停泊。然后，您登岸拜谒郑联，相机而动，此即吕蒙赚荆州之计！”
郑成功点头，但心中依旧迟疑：“我想善取二岛，不想落有杀兄之名。”
郑芝莞进言：“善取，想法很好，但恐其部卒不服。一定要杀掉郑联，才会断绝其部属之心。类似事件，古已有之，唐太宗杀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