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感到极度孤独，斜视着窗外，做无效的尝试想再次见到亚特兰蒂斯号和我的宇航员朋友们，但现在亚特兰蒂斯号他们已经远去了。我关闭了窗户的盖子。我在“和平”号上的生活已经开始了，现在只剩下我和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只能靠我们照料自己了，我们远离了家和地球了。
10。在“和平”号上的第一天
从墙上松开自己，墙是我睡觉的场所，缠绕成一个垂直位置（我经常在墙上头脚倒置地睡觉），我将飞向休息室。
我很快地调整了在“和平”号上的日常生活。瓦列里·科尔尊和萨沙·卡列里在我到之前，已经在“和平”号上度过了五个月的时光，离完成他们的旅行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都经验丰富，已经有计算“返回地球日子”的想法。在他们度过的五个月里，“和平”号相对运行良好；这里没有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没有生命受到威胁的局面出现。日常的修理足以使他们忙碌，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击垮。
瓦列里·格里高里耶维奇·科尔尊是我在星城遇到的所有俄罗斯宇航员中较美国化的人。他四十多岁，面目清秀，他经常用英语说话，经常大笑，有喜欢妇女的倾向，他很符合一个已婚男子的形象且有一个将上大学的儿子。他是前任的军队试飞员，1987年开始与俄罗斯宇航员一起工作。十年后，他做了他的第一次太空飞行。
41岁的阿历克山大·“萨莎”·尤里耶维奇·卡列里，看起来像一名奥马尔·沙里夫，在1987年以一名民用工程师的身份被选拔加入俄罗斯宇航员队伍。在1992年曾在“和平”号上进行他的第一次太空飞行。他表情严肃、说话温柔，但是很友好；他被妇女所羡慕，但他是一名专注的重家庭的男人。
我的前任约翰·布莱哈私下曾告诫我，“和平”号的指挥官瓦列里·科尔尊是一名过分微观的管理者。看起来，瓦列里和约翰在不止一次的事件中顶撞过。这可能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他们从没有一起训练过。事实上，直到飞行前一周，约翰才知道他将与瓦列里一起飞行。当回到星城时约翰曾询问我，“科尔尊是谁？”当俄罗斯宣布最初选定的俄罗斯宇航员由于怀疑心脏有问题而不能飞行时，这使得约翰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而不得不和两名陌生人度过隔离的几个月时光。第二，这是瓦列里的第一次飞行，约翰的第五次飞行。约翰已经指挥过航天飞机任务。瓦列里很可能感觉到不安，甚至感到受威胁。不管什么原因，很显然约翰愿意回家。
幸运地是，我和瓦列里相处得很好。从我的角度说，在飞行之前我就认识瓦列里。我们在模拟装置里训练而且在一起打羽毛球，甚至在莫斯科由我们的家人陪同参加比赛（我经常很难理解玩球背后“隐藏的意义”，我和凯瑟琳至今没有希望地即使在俄罗斯人惟一的生产品中试图追随这个驾驶员）。瓦列里认识我并且在职业上信任我。
此外，在我到达时，瓦列里已不再是一名新手（他已有五个月的经验）而且他可能感到在这个位置上很安全。更可能的是，他认识到在与约翰交往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不想在我身上重复。尽管他的倾向仍然是想挖苦我，他做得很老练。
同船的另一名成员叫萨沙·卡列里，他是俄罗斯船上工程师（我被指定为美国船上工程师）。卡列里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个月后，他的心情仍很平和而且持续有效地工作。他看起来同他在地球上一样：黑皮肤棕色，用水整得很光滑的头发，一个干净整齐的胡须。每次吮吸完晚餐后，我们经常互相欣赏对方小男孩的照片。我提醒他当他回家后将是一个多么好的重聚。他的眼睛充满希望，并为成为一名父亲而自豪。
萨沙·卡列里懂得同时保持有益和谦虚。我观察他越多，我对他的印象越深刻。我决定按照他来模仿我的空间行动，因为他看起来在隔离和工作压力下丝毫没有变化和受到影响。
我注意到他坚持一个严格的日常工作。他遵从莫斯科任务中心制订的日常计划，但不是盲目的而且并不是没有改变事件的顺序来适合他的工作方式。例如，如果一次修理比预期的长，他将干好工作直至完成，而不是忙着干另一个工作的计划，因为这只能是浪费时间来重新组织第一个工作。
不考虑时间的要求，他对他的两个计划的日常练习任务吹毛求疵；没有东西能阻挡他。他保持他的生物钟（在太空16小时的日出时间能够破坏生物钟）每晚同一时间去上床睡觉，当早晨警铃响起时起床。他知道从长远看来，不这样做身体会顶不住的。他明白在一次修理后，另一次修理将等待着。他认识到在太空的六个月是一个拉锯战，每个人必须调整自己以便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他完成任务的最后时光，卡列里显得很满意。我也想显得满意，工作有效率，在我结束任务时，心理状态良好。如果他能做到这些，我也能做到，这是一种自律，在海军学校时这种自律已经深深在印在我的脑海里。在“和平”号上，我的生活方式像萨沙·卡列里一样，我就像他的复制品。
我想完成所有的任务目标（没有例外），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超越政府制定的目标。人们信任我，大量地投资使得我能够到达“和平”号，如果我变得有些像机器人一样，那就没意义了。当说到完成任务是我的主要目标时，我内心无愧。
被主警报铃惊醒后，主警报铃是早晨报警铃的声音的两倍大，我立即核对我的手表确定它是一个起床的铃声而不是一个警报信号。从墙上松开自己，墙是我睡觉的场所，缠绕成一个垂直位置（我经常在墙上头脚倒置地睡觉），我将飞向休息室。每天不想浪费45分钟的修面时间，我只是在我的面部喷一些水，用我的手擦擦它，然后通过轻抚着没理的头发而使手变干。在用手把我的头发弄整齐后，我将吃脱水汤的早饭，一罐鸡肉，以及通过吸管喝一些水果汁。
吃完早饭，我将到信息布告牌，并且谈当天的计划。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将使用一个旧的，发出咯咯声的自动打印机传送打印在一张较长的卷纸上的计划。计划单上，一分钟接一分钟的任务需在当天完成，我将把其中的一部分翻译成英语，写在我的膝盖板上。
一个典型的早晨计划可以这样写：08∶00——08∶20：早晨保健和上卫生间；08∶20——09∶50：使空间加速测量系统起动，按2、2节，2、3节，2、4节所述方法；09∶50——10∶40：每天两次锻炼（繁重的劳动）；10∶40——10∶50：个人卫生；10∶50——13∶00：太空服准备工作；13∶00——14∶40：午餐。
下午的计划也是按分计时的；一直安排到下午7∶00。在晚上，我将继续做白天没有完成的任务。时间允许的话，我也试图将数据文件输入自动测量系统并传给地球，使用黑袋来卸载用过的胶卷和在Hasselblad照相机上重装上未使用的胶卷，拍摄一些地球的照片。
尽管按计划星期天没任务，但是这里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做，以致于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我很难找到多于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事实上因为我正在做一个睡眠研究而且睡眠时也绕着电线，（通过眼睛传感器记录我的快速眼球运动睡眠，通过头皮电极来记录我的脑电波图），毫不隐讳地说，我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一周工作七天，整整五个月。随后的飞行中，当我们遇到主系统故障和近距离的灾难时，每周都有的一两个小时空闲时间也不存在了。但是在“和平”号上与科尔尊和卡列里度过的第一月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忙碌但并不无法抗拒。伴随着任务完成的满意感，实验结束了，在太空的生活逐渐开始变得正常了。生活像我所期待的那样，这种方式我曾听在我之前的美国宇航员香农·露西德和约翰·布莱哈描绘过。我很高兴在“和平”号上的生活。
11。瓦西里和萨沙的到来（上）
“和平”号的第22次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使空间站作好迎接新的“和平”号的第23批成员的准备。
当瓦列里·科尔尊和萨沙·卡列里快要接近停留期时，“和平”号的第22次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使空间站作好迎接新的“和平”号的第23批成员的准备。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将回到地面，“和平”号的第23批成员瓦西里·齐巴列耶夫和萨沙·拉祖特金将乘坐有三个座位的联盟号飞船到来。新来的船员中还包括第三个人，即德国学术研究员赖因霍尔德·埃瓦尔德。他将在“和平”号度过二十天的更换期，做他的实验，然后同两名俄罗斯宇航员瓦列里·科尔尊和萨沙·卡列里一起返回地面。他们将使用旧的联盟号，即五个月前瓦列里和萨沙到达空间站时所乘坐的那个飞船作为返回地面的工具。
空间站有三个地方能与即将到来的飞船对接。一个窗口为航天飞机对接预留，构造相似的另外两个舷窗口位于空间站纵轴线末端，一个在量子Ⅰ舱端部，另一个与基础舱相连。虽然这些舷窗口设计成能接收或者是受人操纵的俄罗斯联盟号飞船，或者是无人驾驶的俄罗斯“前进”号补给飞船，停放联盟号飞船的最佳处位于基础舱连接处。当每一个即将到来的俄罗斯飞船轻轻地推进（是的，轻轻地推进，不是太猛烈，但也不是极度小心谨慎）它们的靠近探针（“公”部分）进入等候在对接舷窗口的漏斗形接头（“母”部分，圆锥形的）时，对接就算成功了。
在到达的联盟号对接发生前，我们必需把旧的联盟号飞船从对接舷窗口节点的地方移到量子Ⅰ舱对接舷窗口处。由于诸多原因——包括停放联盟号时希望出现的空间站的太阳阴影，最大的光点位于空间站和联盟号上的太阳能帆板上，靠连接一个飞行器来保护老化的对接环——在对接环上这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