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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断地提问，实际上是催促，俄罗斯地面主管者要我们找到装满乙烯与乙二醇的冷却管道的泄漏处。我们反复告诉他们，不止一个漏洞，存在许多漏洞，许多位于接触不到的地方。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成功的事情，就是我们似乎不能与地面上的人沟通。
在我们与地球方面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发现主管者并不真正清楚管道在哪里，或者哪个阀门切断了哪条管道的流通。我们不得不向他们描述管道在“和平”号上的分布。地球上的专家对他们需要控制的空间站的轮廓没有精确的概念，这简直让我匪夷所思。工程图纸在哪里？
也许是十年前丢了，或者是锁在建造空间站的工厂的某人的保险箱里，作为“专有财产”。
在俄罗斯这个保密的社会，图纸文件历来是不容易得到的。
自然号太空舱是美国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的科学项目的半数实验设备存放地，也是进行大多数美国试验的场所。除了类似装备的美国光谱太空舱，这是“和平”号上惟一一个我们能完成有价值工作的场所。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空间站我们到处进行维修工作，只有在这些地方，我们能够从事推进太空任务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
为了在早已塞满物品的量子Ⅰ太空舱里寻找冷却管的泄漏处，我们不得不将许多垃圾从量子Ⅰ搬到自然号舱。自然号舱看上去成了空间站的暂存处——从地板到天花板一片散乱。自然号舱不再是曾经高效的工作场所了，而是塞满了用过的食品罐头、废弃零件和垃圾的地方。堆在自然号舱里的多余物品阻碍了空气循环。舱的温度开始上升。面板后面沿着冰冷的铝制外壳淤积的水与敏感的电器设备上凝聚的水不再参与新鲜的空气循环气流。随着温度的上升，气味也是如此。
自然号舱的暂时存货，结果并不暂时，因为量子Ⅰ舱的漏洞比地球上估计的要广泛得多，即使忽略我们告诉他们的。几个星期过去了。空间站变成了一个喧哗的，乱七八糟的地方。工具到处乱飞，或者临时地被踩在任何够得着的地方。生存条件越来越糟。
我们开始失去信心，我们不能完成任何有价值的事。我们只是漂浮在那里，努力活下去。我不得不恳求地球方面继续安排美国科学试验的日程，因为我们比以前更加需要有一些积极的东西来证明我们的努力。每每结束艰难的一天，我总是能够告诉瓦西里，是的，我们像奴隶一样工作，是的，乙烯与乙二醇灼烧我们的皮肤，呛坏我们的肺，但至少我们完成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
因为工作负担，船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急剧变化。我们不再有奢侈的机会一起吃饭，相反的是一有时间就各自快速地咬上一口食物。我们会用几句简短的交谈来通知彼此最新的工作进度。简短的谈话，一开始总不会引起共鸣，考虑到我们的文化差异与语言障碍，也有其停下来的理由。不可避免地，我们不断地从一个任务冲向另一个任务，却总是比日程落后几个小时。
没有空闲的时间，没有周末，没有消遣——只有持续几个月的工作。我自我解嘲说，安那波利斯（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所在地）与医学学校是小菜一碟。在我生命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挑战。
20。失去信任（上）
我告诉他，是的，我绝对肯定，20个值中有10个不正常。然后我安慰他，我肯定那10个不反映正常情况的值，只是测试设备的毛病。
“和平”号的通讯系统实在可怕。所有的无线电通话都受到静电的干扰——声音沙沙作响，让我想起小时候通过圣诞老人送我的塑料步话机讲话。
卫星通讯系统则是加倍地糟糕。控制“和平”号的追踪点的天线电子盒冷却不足，引起故障。这个特殊的故障不是特别严重，因为并没有可以通讯的卫星。“和平”号使用的两个俄罗斯通讯轨道卫星之一，早超过了其设计的生命期限，已经停止工作，俄罗斯却没有钱来替换。另一个卫星正被运送到太空中的新地点，来接替失效的卫星，转移途中不能使用。没有卫星通讯系统的工作，双向电视电信会议就得停止。我们不能定期地见到我们的家人。凯瑟琳选择在我飞行期间与约翰住在星城，是为了利用我们每周有一次见面机会的便利，这下可要失望了。
所有的无线电通话都是视线通话。每次通过地面基地的天线，我们只能与地球方面通话五到六分钟。作为进一步减小成本的措施，俄罗斯只维持了两三个天线站。
起先，在飞行中，我们与家人有定期的通话，赢得心理支持。因为无线电能力有限，这个环节被安排不多于每周一次。
像每周五分钟这样少得可怜的谈话时间也很有价值，我告诉你，对一个远离地球的宇航员来说，这五分钟是十分珍贵的。只要听到我妻子的声音，说着我的儿子很好，她为我所做的感到骄傲，所有地球上的人给我祝福，我就会有再干一周的勇气。我真的会为这五分钟作准备，在膝头写下我想问凯瑟琳的一些问题，这样，在那激动的时刻我就不会忘记。我没有再回电话的奢侈机会。如果我忘了问，举例来说，她最近的胎儿超声波怎么样，我就得再等一星期才能知道是否一切都好。
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主管者们通常把我们与家人的谈话安排在星期天下午。每个星期天，在看了日程安排注意了谈话的涉及时间之后，我会飞到电脑的世界地图前，看看在那个时段我们的轨道究竟会在哪里。根据轨道路径会将我们带到与地面天线的哪个关系范围内，我就能依照先前的经验，预计有多少时间我能和凯瑟琳讲话。
我注意到轨道路径将把我们带到贝加尔湖上空。这意味着我们能获得两分钟相对好些的音质，然后是两分钟的通讯中断，再是两分钟受静电干扰，但仍可以理解的通话。
“好了，”我想，“我们一共可以讲四分钟左右。比往常好些。不要忘了问超声波的事。”
当谈话开始，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主管者的声音。“杰瑞，我们接通了凯瑟琳从星城打来的电话，但我们得先与瓦西里通话。”
我听见自己珍贵的几秒钟滴答滴答过去。主管者与瓦西里在进行无关紧要的闲谈。“事情怎么样？有新问题吗？哦，顺便说一句，今天莫斯科下了一场半英尺深的雪。前进号着陆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看着窗外，直到看见贝加尔湖的西岸进入视野。就在那时，俄罗斯地面主管者说，“来吧，杰瑞，轮到你了。”
像我预计的一样，从他吐出最后一个字的那一秒起，我的耳机里充满了巨大的静电声。
我向凯瑟琳大喊，“你能听见吗？”我听不见回答，只有静电声。
有一次我的确听到了凯瑟琳的声音。她很明显在问我同一个问题，因为在杂音中我听到这些词“能”，“听到”，“我”。
我等待着，直到我们再运行到西伯利亚，我知道那里通讯会变得清晰，我们可以讲完最后的两分钟。在我耳机里的静电声减小的珍贵时刻，我听到的不是凯瑟琳的声音，而是那个俄罗斯主管者的再次的打扰声。
“杰瑞，我们得和萨沙谈一分钟，然后你可以继续。”
俄罗斯主管者继续与萨沙讨论卫生间修理得怎样。萨沙与瓦西里都用不信与尴尬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但他们必须回答。瓦西里大胆地打断谈话，要求重新接通凯瑟琳的电话。主管者最终还给我与凯瑟琳三十秒钟的通话时间。就在我们移动到地面天线的领域上方，静电声淹没了我的声音时，我大喊了一句“凯瑟琳，我爱你。”
至少我听见了她的声音，我对自己说。她还活着。我写在膝头的拍纸本上的问题得等到下星期再问了。
在几个星期试图修理泄漏的冷却管道之后，我们白费的力气成为我们与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日益增多的矛盾冲突中又一敏感问题。
这些管道运送抗冻剂来冷却“和平”号里的空气，同时转移空间站里所有摩擦发生机器释放的热量。机器设备——二氧化碳过滤器、氧气发生机和冷凝机——无法被冷却，都以警报提醒的速度在损坏。
不幸的是，管道并没有被设计成可以在轨道上维修。管道在电缆束与支撑梁后面，在设备与排气电扇后面弯弯曲曲行进。许多管道陷在“和平”号的主体设备里，我们人体无法触及它们，更不用说有足够的间隔来修理。管道都锈得十分脆弱。我们通过关闭阀门无助地隔离这些泄漏的管道，并尽可能多地塞住漏洞来稳定系统。
瓦西里简单明了地告诉地球方面，我们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继续打开隔离的阀门，重新给管道增压，在筛子似的管道上寻找更多的漏洞是得不偿失的。每次我们重新给一根管道加压，萨沙的眼球都会鼓成高尔夫球的大小，我们也都觉得鼻子充血。实际上，我可以从我睡觉的地方光谱舱飞到基础舱，在那里虽然看不见，却能马上知道是否又在给冷却管加压——我的鼻子会立即充血，肺部会开始喘息。
面对几星期明显与愿望相反的事实，俄罗斯主管者们坚持说抗冻机的烟雾无害。我们怀疑他们的评估。我最后告知在莫斯科的美国代表团，考虑到乙烯乙二醇的有毒影响，希望进行一次彻底的医疗检查。一个星期之后，汤姆·马什本我的飞行外科医生，回复我一个简短的报告。他声称如果摄入，乙烯乙二醇确实是有剧毒的，但是在工作区8小时直接接触其烟雾的实验中，没有发现值得引起注意的严重的健康问题。这是他所能发现的，但他会让一些毒气专家作进一步调查。
由于清楚地知道每一次呼吸都会影响长期健康，我们都很苦恼。我们懂得长期的但间接的低度威胁会比敏锐的高风险的事件更令人不安。一个人可以迎面抵抗一个剧烈的危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