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自我诊断。没有听诊器我也能听到自己肺的喘息。好的，杰瑞医生，咳嗽一声，看看你的肺是不是干净。我微微咳嗽，我的头像要裂开。咳嗽声并不清晰，特别是在左侧。这很有说服力，我自言自语，当我想起今天早上我胸部的X光看上去怎么样：两个肺底部都有浮肿的渗透物，但主要集中在左侧。
当我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生理状况时，我开始意识到我不仅是浑身湿透，而且还在不断地大量地流汗。我能够感觉到汗水从我的每个毛孔涌出来。非常奇怪，我开始被它迷住了。这就是经典的寒战与高烧的感觉。汗水就这样涌出来，好像有人拧开了水龙头。尽管这个肺炎十分糟糕，我作为医生与研究者有点欣赏这个事实，我现在可以亲自经历，肺炎会对一个人怎么样了。
我的好奇心被打碎，我渐渐明白自己是真的病了！人们死于肺炎很平常。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它是头号杀手。幻觉很可能是由高烧引起的，尽管我感到十分寒冷，我最好从这些毯子下出来。我将手伸向床头柜，打开灯，拿过体温计。一分钟之后，我晃动玻璃管，直到能够看清水银的凹凸透镜，读出刻度，看到我的体温又一次超过了104度。我意识到我必须起床，无论我是否愿意。
我挪开毯子，我的身体开始不可遏制地打冷颤。我冲向壁橱，去拿一些干的衣服。我在打颤，摇晃，咳嗽。我吐出一些粘稠的绿色的令人作呕的东西。我艰难地走向药品柜，去拿我的下一剂抗生素与Tylenol。我决定最好是去医院的急诊室。医院，我对自己轻笑，是个适合死的地方。
在我去医院的路上，我怀疑我怎么会在一天之内从极其健康变成了肺炎？在我的一生中几乎没有生过病。与我在“和平”号上的日子相关的某些事就是变成一个罪犯。我现在及将来都会变成我在太空中的这段日子的人质。
可以肯定的是，我和我的同伴被暴露在乙烯与乙二醇的烟雾中持续几个月。这种抗冻剂的烟雾来源于“和平”号上冷却管的漏洞。每次俄罗斯地面主管者命令我们给冷却管加压，我们每个人都会畏缩。至少，这些烟雾必定报复性地毁坏了我的免疫系统，破坏了我的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会得肺炎的原因。
我到达了急诊室。静脉注射的液体缓解了我的头痛，静脉注射的抗生素使我退烧。这不是我曾度过的最快乐的圣诞节，但我很感激仍然活着。到了元旦，我从那毁掉我的节日的病痛中恢复过来，并决定度过一个少些大事的1998。
毫无疑问，我的病可能只是偶然，忽略我以前的活动，这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在我返回地球的一个月后，医生进行了肺功能测试，一切显示正常。肺病痊愈之后一个月进行再次测试，又一次正常。毒物学家继续安慰我吸入乙烯乙二醇烟雾通常不导致肺的破坏或其他疾病，尽管他们承认据他们所知，没有一个人曾经像我一样在这么高浓度下呆过这么长的时间。
然而，吸入乙烯乙二醇会导致严重的病变，在飞行后的水样测试显示，在我们的供水中发现了一些化学物质的踪迹。也许我只是简单地喝下了什么，这场肺炎与我在“和平”号上呆的日子无关。但在我的心里，我没什么办法，只能以为是“和平”号造成的，我没法不这么想。
当然，大家都承认长期的太空飞行与长远的健康风险相联系。当处在空间站封闭的环境中时，人体不与任何新的细菌或病毒对抗。相应地，免疫系统变得低效。哦，当然，“和平”号上潮湿黑暗的环境适合霉菌的生长，但一旦舱门被关上，就不会产生新的病原体。
射线辐射是另一个与太空旅行相联系的不可避免的风险因素。在“和平”号上的有些夜晚，我会被眼中的强光惊醒，强光是因为重粒子穿过我闭上的眼睑，然后撞击和刺激我视网膜上的神经末梢。将脑袋转动90度，粒子流会从右移到左，留下暂时的，幽灵似的痕迹。尽管我努力将自己的位置调整到充满铅的电池后面寻求保护，更多情况下是亮光仍不衰减，我仍被照亮。
我对这种猛烈袭击感到无法可想，只能回到睡墙上，尽管有强光的干扰，也试图入睡。在十分钟左右之后，空间站会迅速离开围绕地球的范艾伦（Van Allen）磁场带断层。重新回到磁场带，我们会又一次受其偏转力地带的保护，我闭上的眼睑会又一次提供黑暗。
在休斯顿约翰森空间中心的飞行医疗诊所里，医疗研究者们在进行一项有关宇航员健康的长期研究。对每一个宇航员来说，三个与年龄相匹配的屏幕健康控制项目是经过精心挑选并依次进行的。然后每个人接受年度的生理研究，包括实验室研究。我每年都会回美国宇航局，直到我死于飞行事故。这个研究是被设计来判断一个问题，成为一个宇航员是否会提高一个人的疾病率与死亡率的。
宇航员真的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频率，比如得骨癌吗？尽管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在宇航员与对照组之间没有发现主要的差别。我希望我的数据不会改变结论。
在床上躺了14天，高烧的次数已多得数不过来之后，我恢复了健康——正好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当我回顾前一年，发觉所有的挑战都很杰出，所以似乎这一年以平淡来结束不太恰当。
肺炎作怪是一个更加恰当的结尾。
但在这一年中我学会了很多。我不会再对地球上的自然财富感到不以为然。我不会再轻视健康的身体、日常的舒适、或者安然的生存。这些都是福祉。
文森特·梵高有一次评论说，他在画中使用颜色不是为了努力去精确地模仿自然的颜色，而是表现自然在他身上所引发的感情。对梵高而言，绿色代表安宁、镇定、和平。
梵高是多么正确啊！我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在我返回地球之后，没有什么比绿色更加平静安详了。没有什么比在我的后花园里，就那么躺在草地上看着头顶的树叶摇晃来打发时间更加令人放松了。品味地球这种简单的美丽。没有什么享受比我脸上的一阵凉风，一道阳光，比树叶的沙沙声更加神奇了。
27。“在‘和平’号上飞行，您…
我被迫承认这个事实，生命是很脆弱的。我知道，我的生命会在突然之间终结。我现在努力使每一刻变得有意义。
在我返回地球之后，我经常询问自己有关在“和平”号上经历的问题：“那有趣吗？”
我总是想坚定不移地回答是的，但总不能使自己那样回答。我觉得说“不是，不是这样的”就像一个无用的人。但我的诚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和平’号上有趣吗？”“不，不是这样的。”
我很忙。所有的担子都落在我们的肩上，压力丝毫不减。那不是娱乐时间。实际上，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没有这么努力地工作过。当我们不修理瘫痪的环控与生保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在进行太空行走和无数的实验——超过100个。我睡觉时眼睑上粘着传感器，来记录我快速的眼球运动的睡眠，而头皮上则粘贴着电极，来记录我的脑电波图像。
但如果问题被提出，“在‘和平’号上飞行，你高兴吗？”我的回答将是毫不含糊的，是的。我们是占领太空的先锋。我在太空中，能够看见地球，和令我们不可思议、终生难忘的宇宙。飞船的发射与着陆，太空行走，在联盟号太空舱内飞行，科学的成就感，是的，甚至是那场大火与差点的相撞，都是会伴随我一生的非凡经历。我的经历深刻地改变了我。
我被迫承认这个事实，生命是很脆弱的。我知道，我的生命会在突然之间终结。我现在努力使每一刻变得有意义。
看到地球的全貌扩大了我的视野。我看见美丽的蓝色的亚德里亚海，连绵的巴尔干山脉。我希望我能够将战火纷飞的波斯尼亚与南斯拉夫地区的领导人接到太空中来，那么，他们就可以明白没有什么天然的界限分隔着他们，只有人为的界限。我已经当了20年的美国海军军官。我知道军队的重要性。但我也从太空中看到了没有被分割的地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之间的战争没有意义，现在，无论何时我观察任何形式的冲突，都试着退一步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理解随之而来。
我学会了不要将任何事物视为必然。当飞机误点时，我现在能心平气和地坐着等待。我可以拿起美味的三明治，不再从吸管中吮吸脱水的食物。椅子很舒服，摆在地板上。有空气，我不用重新冲气、过滤、分析其氧气成分或压力，或者担心是否足够维持我再活几个小时。我不用只看见两张脸，而是有几十个人在身边走过，或者更好的是，与一个我以前从没有交谈过的人展开对话，学一些新的东西。
我明白了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很相象的。为什么我们地球人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那百分之零点一的没有意义的差别上。我们应该庆祝我们的不同，理解那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祝福，而不是诅咒。我们一起呆在地球上，从太空遥望的时候，地球并没有被零碎地分开，而是以一个惊人的整体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几乎失去理智全力以赴于区分彼此和为我们的一点差别斗争是十分可笑的。我们应该每天数数自己的财富，不要相互争吵。
在“和平”号上，我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所畏惧的人，我确信如果在某个环境下人类可能生存，那么我就可以活下去。我不会恐慌；我的心跳不会加速。相反地，我会平静地估计形势，像我受过的训练一样对紧急事件作出反应。那种自信至今存在。没有什么挑战是特别巨大的。我已经学会人类可以度过任何障碍，任何逆流，克服任何困难，为其创造更好的局面。
我不再听信那些说我们不能改变的人。每当我听到一个生意人说，“我们总是那样地做生意；现在要改变太难了，”或者另一个人开始说“我不能改变；我总是这样，”我反对这种假定。在地球上生活42年之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