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号空间站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空间站。第一个太空舱称作基础舱，是在1986年2月被送入轨道的，另外三个太空舱在以后的几年中逐渐被对接到一块。最后的两个太空舱，由美国资助的Spektr（光谱）舱和Priroda（自然）舱仍在增加过程之中。超过生命期后“和平”号空间站的运行过程中有时是无人操纵的，但是由于操纵空间站的复杂性增加了，无人操纵将不再可能。联盟号飞船有三个座位，用于从太空中接送俄罗斯宇航员。
尽管对宇航员来说，一般在“和平”号空间站的停留时间是3到6个月，但有两个宇航员在空间站上持续生活了一年多，创造了一项最长耐久力的记录。超过六个月后，由于他们太疲劳了，不能再多做一些有目的的工作了。俄罗斯主管当局把所有往返的新宇航员的所有任务延期了。由于他们在空间站中后半段做得很少，因此他们没有必要证明人能够在空间站上生活一年的时间。
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几乎迫使它在90年代初放弃“和平”号空间站，靠着和美国结成的伙伴关系，俄罗斯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才使得“和平”号空间站在太空中正常运行，合作是急需的和被迫的，而不是渴望的。
并不是每名宇航员，或者甚至说大多数宇航员，能够希望到俄罗斯去。航天飞机…“和平”号计划是新制定的，飞行是否能按计划实施还无法预料。俄罗斯技术被认为是低级粗糙的。直到美国宇航员参与飞行时，对危险程度才有一些了解。大多数宇航员觉得“和平”号空间站是过时的，甚至是不可靠和不可信的，与航天飞机相比它在技术方面无疑是落后的。已经被指派或那些在不久将被指派的宇航员们，认为致力于这项计划将粉碎他们快速进入太空的梦想。
许多宇航员，认为十天的任务令人感到兴奋，而不愿连续在太空生活几个月。大多数情况下，当航天飞机的飞行员们往返空间站时，由于他们不能领航，因此对此就没有兴趣了。因为这些任务将由航天飞机机组人员完成，而不是由长期生活在“和平”号上的美国宇航员完成。而且，由于在俄罗斯训练时，那里没有为飞行员准备试飞的飞机，所以他们的飞行技能较差。
有小孩的宇航员也离队了。人们是否真的期望年轻人能够在几乎两年时间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快乐生活并且只讲俄语一门语言？最后，坦白地说，有些军队宇航员军官们没有兴趣与先前冷战时期的对手进行合作。
3。你好俄罗斯（下）
对于我来说，有机会成为生活在俄罗斯空间站的第一批美国人听起来像是从事一种冒险的事业，这驱使我成为一名宇航员。我能够参与早期的开拓工作，我能够不理会我们先前的军事对手的敌意，代之为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工作。作为一名医生，我对人类身体的适应能力很感兴趣，我感到很兴奋，因为能够观察我自己的身心。如何适应长期的太空旅行。如何在与地球完全隔离的情况下生活？而且，在太空如何运行自己的实验室也很具有吸引力。
从全世界看来，我有责任完成最高的学术研究的工作。
作为一名职业宇航员，几个月中的同一时间每次都观察和研究地球的机会，学习新的航天器系统的机会，在急速地来来去去时在联盟号飞船中飞行的机会，太空行走的机会，这些都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因此没有顾及，是否俄罗斯仍使用的太空舱没有美国的Gemini飞船先进？是否“和平”号空间站没有美国的70年代的最好的skylab（天空实验室）空间站好？
这将是一次光荣的冒险。
我总是喜欢与约翰·杨攀谈，他是美国的英雄，曾完成两次Gemini任务（1965、1966），两次阿波罗任务（包括在1972年乘坐月球车），以及两次航天飞机任务（在1981年指挥第一次航天飞机飞行）。在美国宇航局，作为一名资深宇航员仍为我们的国家服役，所有宇航员都很尊敬他。每逢杨队长告诉我有关在狭窄的太空舱中生活的时光和当时的心态时，他都几乎有些害羞，眼睛盯着地，此时，我会突然有后悔的感觉，为自己没能有那样的机会而感到可惜。到俄罗斯看起来是我的一次人生机会，使我有机会首次实现太空飞行。
对我个人来说，时间的安排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小孩，对于我和凯瑟琳来说，迁居到俄罗斯相对容易些。凯瑟琳很喜欢这样的一次冒险——事实上，她对我们到俄罗斯这次充满冒险的旅行，比我更兴奋。有实际的经历原因也是其中的一方面。我开始在运转带上模拟进行航天飞机的飞行，能这么快被指定进行飞行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证明我能适应到“和平”号空间站上工作。
约翰逊空间中心的副主任乔治·阿比决定，在被派往接受条件苛刻的“和平”号飞行任务前，对派往俄罗斯的宇航员必须进行飞行试验和全部的航天飞机系统训练，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我从能首次去太空这件事知道，我是身体适合飞行的大约10％左右的幸运者，乔治·阿比确信，我是一名值得信赖的人，并且能把所交给的任务完成。
我在我们那批宇航员中正在等待下一次去完成航天飞机任务，我在做最后的等待。
等待是漫长的，至少需要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去“和平”号的任务是一项具体的飞行机会，是确保我下一次进入太空的机会。我对如此快被指定下一次任务的前景感到兴奋。然而，坦率地说，我对那次具体的任务知之甚少。
与霍特谈话后不到一个月，我离开了约翰逊空间中心到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的国防语言学院（DLI），开始进行五周的俄语冲刺学习。
纵观我受过的正规教育，除了居住在菲律宾群岛的两年时间里学习了一些塔加拉族语短语外（其中的那些短语平时没有被重复过），我还没有真正掌握一门外语。在全部任务期间，我在“和平”号上只能说俄语，与任务控制有关的事宜只能与莫斯科而不是休斯顿进行联系。
因此学习俄语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没能掌握一门外国语言，我经常有一种内疚感和惰性，我不是一名利己主义的美国人。我的姐姐凯琳，在她上中学毕业时代表毕业生致告别辞，在密歇根大学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时都是A等生，在中学教授法语和西班牙语。当我告诉她我将要承担的任务时，她告诉我，对于她来说，学习语言看起来很自然。“杰瑞，我们的遗传基因中有学语言的天赋，你会做好的”，她向我保证。她告诉我俄语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当我到达由军队管制的国防语言学院时，在雾气中，蒙特雷半岛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学院靠近半岛基地，并且座落于半山腰，从这里可俯瞰Steinbecks Cannery Row，学院的建筑物色彩很杂乱。一些红砖屋顶的宏伟的西班牙类型的建筑物座落于半山腰。随后的一排新式建筑物是灰色的，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是非常常见的。最下面的一排是淡黄色的教室，是50年代标准式的兵营，井然有序地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着。
在冷战的全盛时期，在国防语言学院俄语系是最大的系。冷战结束后，它的规模逐步缩小，现在还不到原来规模的一半，留下的教师们，对他们的工作热情不高，但却对能为美国宇航局工作而感到高兴。
首先签订了议定书。在混凝土结构的单身军官公寓，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度过了一个难眠夜之后，早上7点，我到DLI军校校长的办公室报到。我受到一名严厉的，胸围宽大的其姓不发音但以许多“skis”音结束的陆军上校的欢迎。他看起来更适合在前东德率领一支坦克队，而不适合在阳光充足的加利福尼亚州授课。带着浓厚口音的陆军上校告诉我，从1940年起，学校就开始培训学生，在过去的岁月里，为提高学生的能力已经开设了许多课程。基于那种有历史意义的试验，他们发现熟练掌握法语或西班牙语需要六个月的时间，熟练掌握日语或汉语全心投入则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他强调说学语言没有捷径可走。学俄语比学习罗曼斯语更困难，但比学东方语言较容易。俄语要求一年半的强化学习，他反复说学习语言没有捷径。
然后，他从桌子后站起来，像站立姿势一样。他从没提供一个座位，因此我一直站着。可是当他站起来时，我肩膀后挺，同时收腹，更像他的姿势，他紧握我的手，使我感到骨头都快碎了，他面色严肃的告诉我：“利宁杰海军中校，祝你好运，希望你在五周的时间里能学好俄语。”
我几乎请求允许把别的事抛向一边，我在海军学院学到的一些习惯用语，现在仅用点头，转身以及离开代替。我下山漫步到教室，已经对俄语是一门好学的语言而开始怀疑。
我遇到一个难题，从现在到飞行只有一年半的时间，除了学习俄语外，我还要掌握“和平”号空间站系统、联盟号飞船以及为这次任务所制订的美国科学计划。同时，我还要穿着俄罗斯的太空服练习太空行走，作为到俄罗斯空间站上进行太空行走的第一名美国宇航员，为其他人树立榜样。在美国宇航局的一些人认为，我不仅聪明而且受过训练。尽管对其他人来说学习俄语需要花费一年半的时间。由于所剩时间与时间表不合适，美国国家宇航局很可能忽略了DLI 50年来教授一门外语时的经验，并且指定我的时间安排去适应先前制定的时间表。
尽管听了我姐姐的一些鼓励的话，我感到自己在学习语言时并没有天赋。我结巴地通过了西里尔字母的入门期，伴随着有点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师的一节节语言课，（有些天是一名正常人，其余时间几乎成了一名癫狂者，对我大喊大叫，感谢上帝，完全是一名不可理解的俄罗斯人。喂，他用枪逼着我，使我能够在五周内学好俄语，这使我不时感到惊慌），我很快想到我将向我的基因挑战。五周后，我打好包，说着zdrastvutye（您好）和dosvedan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