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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科举（3）
王安石指出，官员久其任，一是可以有长期的规划，才得兼备者可以尽力毕其功。而滥竽充数者则会因为顾虑日久必见原形，糊弄一时没多大用处，也不得不勉力为之。至于那些真正全无才学者只好自己辞避而去，因为早晚会露马脚。因此采用“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则贤者必会脱颖而出，取之必已详。
对官员一方面要久其任，另一方面还须合其宜。人的才能不仅有高下，还有专攻。知农者当为后稷，知工者当为共工，使之在能够发挥其专业特长的岗位上任职，则必能成功。这一点往往为人所忽视，由于古代分工不明，使人注意不到人才的专业性，以为贤者处处皆贤，不肖者事事不肖，不明白人人皆有长处，同样又都有短处。舍其长而用其短，则所用皆愚；避其短而取其长，则天下皆才。王安石是较早认识到专业分工的有识之士之一，并且力主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后来朝廷设置武学、律学、医学等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在《上曾参政书》中，王安石指出，使用人才必须“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势之所安”，如此“使之左则左，使其右则右，可也”，也就是必须考虑人才本身的特点、利益与要求，将之置于一个最合适于他的位置上，绝对不能盲目安排。他坚决反对那种以“使其左则左，使其右则右，害有至于死而不敢避，劳有至于病而不敢辞”为“人臣之义”的观点，或者说他事实上是主张个体本位的，反对以整体的名义侵害个体，以集体的名义损害个人。
取之已详，使之已当，处之已久，尚且不足，还须任之以专，“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宋朝之时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大臣的地位和权力更加萎缩，文官武将，上下臣僚，诸事都不敢自专，也不能自专——都得听命于皇帝，这也是皇帝事无巨细、一一过问的原因。尸位素餐、庸庸碌碌者得保高位；奋发有为、勤政亲民者每遭贬黜。无过便是功，有功便是过，这也是风俗日下，以苟且偷容为安、以进取图新为过的根本原因。这种状况持续已久，上下因循的积弊也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成了凝固在人们头脑中的痼疾。
任人不专在军事上的危害更大。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因为军队有军队的特殊性——保持将帅威信，是打胜仗的前提。而宋朝以兵变开国，唯恐他人效仿，因而将兵权收归中央，将领既不了解下属，又无任事之权，甚至怎么打仗还得依照皇帝交付的阵图，因而虽有猛将也无法克敌制胜。
王安石在《省兵》一诗中便指出“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是军事失利的重要原因。在收复河湟的过程中，他顶住各方的压力，甚至还有来自皇帝的压力，坚决支持王韶，予之专任之权，使之终获成功。可惜后来神宗不能吸取经验教训，一味信任宦官，不肯重用大将，结果导致军事上的严重失败。神宗本人也因悲愤过度，伤了身体，过早辞世。
王安石在任用人才与教育方面颇富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在他当政时期也选拔了不少得力人才，如吕惠卿、曾布、王韶、薛向、李定、章惇等，这些人都成为了推行新法的中坚力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王安石留下的宝贵的教育思想则更加重要，在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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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风俗（1）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标，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而国家积贫积弱、人才缺乏的根本原因是风俗日薄、法度不立，因此当神宗问变法以何为先时，王安石明确表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
所谓变风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使皇帝择尧舜之术而行之，自上而下，从而达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目的。儒家思想的弊端当时已经暴露无遗，成为变法革新的主要障碍，不革除这些弊端，改革就不可能推行下去。变法派与守旧派的争论，不光是在具体的法令和措施上，最主要的还是在指导思想上。
双方争论的焦点，首先是在变与不变、创新还是守成方面。
守旧派清一色地坚持不变，其依据则是儒家重视守成的思想。儒家重视对传统的继承，重视稳定，因而害怕变异，孔子就曾经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守旧派对变法充满了恐惧和仇恨，甚至有人不论青红皂白，一提变就反感，如司马光就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将王朝更替的原因单纯地归结于变法，认为如果汉朝的统治者坚持执行萧何订立的法度，就不会衰亡；如果三代之法不改，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就不会衰亡，总之变法是历代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因此变法就是罪过，变就是错误。也就是说，变就是不对，只能越变越坏，没有变好的可能。
按照司马光的观点，任何革新都是错误的，历史永远是倒退的，只能守，不能变。同样是强调三代之治、先王之道，司马光与王安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司马光将三代作为最完美的时代，将历史的演进（应当说是倒退）的原因归结为变法，既然变法只能越变越坏，那就只能不变。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既然司马光认为三代最好，那么他对本朝如何看待呢？司马光也不是糊涂虫，他肯定发现了当时存在的弊端，既然他也认为本朝不如三代，为什么不法先王之道，使本朝达到三代的水平呢？要达到三代之治，不就需要以先王之道变今日之俗吗？大概他的历史观是极为悲观的，根本不相信还有改好的可能，以至于他坚持认为，如今不如三代是变革造成的。因此，现在尽管很不理想，也只能保守这个烂摊子，否则不管怎么改，都会使现状更糟。
司马光是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和领袖，以他这种如此怕变、如此恨变的指导思想，指望由他主政局势会有所好转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司马光却并非真正的“保守”，也不是真的害怕任何变革，他在言行上都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他一上台，就尽变新法，不但要变，而且是蛮横不讲理地硬变——在五日之内尽废新法，这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最极端的“变法派”了。既然“祖宗之法不可变”，他何以悍然尽变先帝之法，难道已驾崩的神宗皇帝不是祖宗吗？难道神宗所制之法在哲宗朝不是“祖宗之法”吗？司马光的道德学识古今称颂，人皆以之为纯臣，而他却在大行皇帝尸骨未寒之时，迫不及待地尽废“父之道”，此岂忠臣孝子所宜为？像他这般尽改初衷，急于“变祖宗之法”，于祖宗不可为孝，于先帝不可为忠，却又以“以母改子”为名，狐假虎威，假太后以欺先帝，司马光昭然之心，恐怕路人皆知，何以自欺欺人，愚弄天下后世！
守旧派一边疾呼“祖宗之法不可改”，一边又对司马光尽废祖宗之法称颂不已，道是“大得人心”，不知其所得者，何人之心？看来他们对于变与不变，并非真的立场坚定，而只是希望满足他们的私利。对于损害他们利益的，不仅要变、要彻底清除，还要快变，恨不能一日尽变。
守旧派鼓吹“利不百，不变法”，司马光言“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就是说只有纯利无害、万无一失之时才可变法，坏得不可收拾时才可改建。甚至居室大坏之时也不能随便改建，要看是否有良匠美材，如果没有，还是守着破屋子好，不然连旧屋都没有，就只能受风雨之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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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风俗（2）
守旧派对变法的要求极高，必须万无一失，必须有利无害，必须没有任何失误。而对守成则要求极低，能守着破屋子也是成就，只要有个样子，只要还能遮风挡雨，只要天下还没彻底大乱，就算是成功。至于民间疾苦、外敌欺凌，都没关系，都可以忍。含污纳垢、卑躬屈膝、割地赔款，都没什么，只要天下不改姓，只要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就没问题。这就是守旧派的哲学。
王安石等变法派则认为，先王之道有可变，有不可变，法先王关键是法先王之意。时代是变化的，法令必须随之调整，合时而变。吕惠卿指出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有五年一变者，有三十年一变者，有百年永远不变者。政令与法制必须随时而变，而伦理道德则是永远不变的。吕惠卿的观点依现在的标准来看还不够彻底，但言有变有常则是合理的。
且不论变法派的是非成败，单就锐意求新求变这一点就是值得效法、值得肯定的。守旧派可能也不是一无是处，但固守旧规、不敢求变这一点却是应当否定的。儒家保守怕变的传统一直影响至今，成为中国发展缓慢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是需要重视和反思的。
双方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就是义利关系问题。
守旧派坚持孔子割裂义利的旧说，以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之辩就是君子小人之辩，言义者就是君子，重利者必是小人。按照这一标准，积贫积弱是功德，富国强兵反而成了罪过。
守旧派对变法派所加的罪名之一便是“征利”和“富国强兵”。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大引孔孟之言，力陈言利之病。攻击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行均输夺商贾之利，散青苗收农民之息”的做法是背弃孔孟之道，罪名不可谓不大。
范纯仁也一再上书，攻击王安石“任用小人，专兴财利”，称其“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