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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重视法治、强调立法，同时对严格执法也十分关注。他在给神宗的一份奏疏中指出：“臣以为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敕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他认为有司判案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进行，不能随便离开法律条文的规定而任意论罪，只能在情节轻重方面灵活一些，但无权超越法律。如果有司不依法论罪，下面的人就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行事。
王安石之所以提出依法断案的问题，是因为当时的执法人员在审案时往往表现出过多的随意性，甚至以个人好恶行事，以长官意志代替法律。更为严重的是，执法者往往以封建道德代替法律，甚至鼓吹以《春秋》治狱，依照《春秋》经义断事决疑，这就等于完全以带有偏见的封建道德取代刑律，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被召入朝之后，曾因一桩著名的案件与司马光等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有一个名叫阿云的登州妇女由于厌恶其夫貌丑，乘着夜深人静之时以刀砍之，其夫伤而不死，官府查问之时，阿云自首。这个故事有多种说法，有说已婚杀伤，有说尚未婚配，反正这又是一桩包办婚姻所带来的悲剧，阿云虽是伤人者，其实也是受害者，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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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度（3）
《宋史·许遵传》对此案有比较详细的论说。阿云只是许嫁，未行婚礼，因为她不愿嫁给丑陋的夫婿，便乘其在田舍睡觉时以刀砍之，其未婚夫身受十余处创伤，一指被砍断，却侥幸未死。负责查案的人怀疑是阿云所伤，对其进行审问时，阿云开始没有承认，审案的官吏欲加刑掠时，阿云才道出实情。当时的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订婚之日，尚在服母丧，因而这一婚约是不合法的，只是平常的杀伤，不能算是杀夫。狱上于朝，有司定为谋杀已伤，主张处以绞刑。许遵对此表示不服，认为阿云一被审问便承认，应判为自首，不当重惩。这起案件被报到刑部，刑部官员认为许遵太狂妄。不久许遵判大理寺，重提此案，认为刑部议罪不公，阿云应当以自首减刑。自首而不减罪，则后日无人肯主动认罪，也不合疑罪从轻之例。于是朝廷命司马光、王安石等人重议此案，司马光等人仍主张以谋杀论罪，应当处死，王安石则赞同许遵。
司马光等士大夫大都是赞同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的，他们对阿云有的只是痛恨而无任何同情心，认为以妻杀夫，罪加一等，因而坚决主张判阿云死罪。王安石则对阿云非常同情，认为阿云虽是谋杀，但受害者并未致死，而且阿云有自首的行为，应当从轻减刑。王安石依照刑律对司马光等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将此案定为谋杀致伤，因自首减二等，使之免死。神宗因王安石所言既与律合，又为犯罪者开了一条自新之路，便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将此定为律例，使凡是本人自道者皆为自首，减二等论罪。
王安石主张依法办案，坚决反对妄以人情改变律令，在这方面他有时显得十分固执，不近人情。据说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少年获得一只善斗的鹌鹑，他的同伴求之不得，便自恃二人交情深厚，硬将鹌鹑拿走了，结果少年一气之下，追到门口将他杀了。开封府判少年死罪，王安石却对此不服，指出按照法律，无论是公然抢夺还是暗地窃取，都以偷盗论罪。朋友不与却硬将鹌鹑抢走，就是劫盗，故少年追杀之是捕盗，虽死勿论。此事闹到上面，审刑院、大理寺都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正确，王安石的意见不足取，诏令王安石谢罪，但他却拒不认错。
这一故事出自其政敌之口，真假难辨，很有可能是用来攻击王安石执拗、不近人情的杜撰。即便是真的，也只能说明王安石是一个严格依法、死抠法律条文的认真得近乎固执的人。少年因小事杀人固然不对，但对方确实是公然抢劫，以盗论处并无不妥。按照当时的刑律，捕盗确实无罪。假如当时也有辩护律师一说，王安石的辩驳确实十分有力。有司定之死罪，是因为二人平时关系亲密，强取者只当是朋友之间的玩笑，并不认为是劫盗犯罪，也没想到会遭追杀，开封府便认同强取者的想法，不认为是劫盗，这样少年的行为便成了故意杀人了，故罪当死。其实开封府及审刑院、大理寺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不能单方面认同强取者的看法，难道朋友之间就可以硬夺硬抢吗？或者说只是一只斗雀，朋友拿去玩玩何妨，何必因此杀人？其实一只鸟同样是个人财产，也是拿钱买来的，硬拿就是抢劫。王安石的固执只是说明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判案，不可随便掺杂人情因素。
王安石还主张大量培养法律人才，让一批懂法知法的专门人才担任执法者。他认为法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而且是与百姓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的大事，让那些只通过诗赋考中进士的人做官审案，等于是问道于盲、草菅人命。因此他在当政之后，便添设了“明法”科，考试律令、《刑统》大义和判案，后来又规定所有考中进士和各科的人都必须再参加一次“律令大义或断案”的考试，合格者才委任官职，这是因为中进士和各科者都有可能出任地方官，而地方官大都得负责审案，让不懂法的审案，就根本不可能公平判决。
王安石重视法律，大力培养法律人才，主张官员必须知法，这本是一件大好事，却遭到守旧派的冷嘲热讽和肆意破坏。苏轼做诗言“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对此大加嘲讽。在他们心中，王道胜过霸道，尚德胜过尚力，礼治胜过法治，甚至连刑名法术的字眼都是罪恶、是他们这些君子耻于道及的，仿佛治国根本用不着法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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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度（4）
苏轼无权，只能发发牢骚，而司马光一上台，就在科举方面首先废除了明法一科。司马光的理由很简单，他称律令是当官的人才需要了解的，没必要让普通的士人预习。也就是说，只有统治者才有必要、有资格知法懂法，百姓是不应当知法懂法的，免得他们钻法律的空子。他还称“能知道义，则自与法律冥合”，道司马光手书义就是法律，不需要专门学习，这显然是以道德取代法律的陈旧观点。他对法律本身也表示不满，认为学习法律，就是“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如此没当官时就已经变得刻薄，从政之后又怎么可能成为好官循吏？因而设明法一科，不利于“长育人才，敦厚风俗”，理当罢去。
看来司马光根本就不懂法律，大概他还以此为荣，因为在他心目中，法律不过是刻薄小人所为的罗致他人罪名、惩罚他人的丑恶之事，一学法就会变坏，一执法岂不更糟？按照这种理解，法律根本就没必要设置，监狱应当统统废除，光谈诗书礼乐就行了。只要不谈法律，风俗就会越来越敦厚，官吏就会越来越循良，犯罪现象就会不复存在。当然司马光本人也没有幼稚到这个程度，他上台后并未停止对内镇压，只是不愿意承认。
从字面意义上看，王道绝对胜过霸道，尚德绝对高于尚力，礼治当然超过法治（这里的法主要指刑法），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希望当政者是尧舜，使百姓享有最大的自由，根本感受不到上面还有统治者；也希望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暴力、没有强制的社会里，更盼望没有犯罪、没有监狱，所有的人都是温文尔雅、和和气气。然而这一方面要建立在人人性善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只是人们美好的理想和未来的目标，因此它也许永远只是一个设想，无法变成真正的现实。
儒家最大的缺点也许就是将理想当成现实。假如人人都性善的假设真的不是假设，也许就应当只要王道、不要霸道，只尚德、不尚力，只讲礼治、不要法治。但在现实社会中，对于十恶不赦、不可理喻的坏人讲王道无疑是对牛弹琴，对他们无论怎么教化都不会有用，对这些恶人大讲王道礼教，就等于是纵容犯罪。腐儒（可惜在当时的儒士中占多数）不管现实是否符合他们的理想，只把理想当现实，并且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固执和自信，因此总是大谈王道德治，对他们的教化能力盲目推崇，不愿承认世上确有化导不了的恶人。
儒家另一个缺点就是重名轻实。既然王道比霸道好听，尚德比尚力高尚，礼治比法治温柔，干脆就对后者羞于道及，仿佛一提刑罚就刻薄寡恩，就会败坏风俗，一谈德教就温柔敦厚。然而他们并不是真的愚蠢到要废弃刑罚，只是要心照不宣，可以做，不能说。这就使儒家显得极其虚伪。如司马光之辈，一方面推崇礼治德教，俨然君子，但对包办婚姻的牺牲者阿云却毫无同情心，非要置其于死地，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阿云以妻杀夫，犯了纲常礼教，非要重惩不可，对触犯礼教者不可以礼教化之，这就是腐儒的逻辑，一到事实面前，就足以显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
王安石则主张二者并重，不可偏废。他缩小了王道与霸道的距离，认为此二者皆是讲仁义礼信，只不过一是发乎内心，自然而行；一是以之为名，示之以仁义礼信而已。在他当政初期，即改变旧制，主动参与刑名。按照旧制，刑事案件只归审刑院、大理寺处置，位在中书省的宰相、副相不加过问，这并不是司法独立，而是表明对刑名不甚重视。在他出面过问刑事案件时，宰相曾公亮不以为然，王安石则据理反驳，认为如果审刑院、大理寺用刑不当，中书就应当过问，不仅中书应当过问，遇到重大案情，众议不决时，中书还应当上奏皇帝，听候圣裁。他主张由帝王亲自过问刑名，表明他对刑名十分重视，也是对腐儒轻蔑法治进行的有力还击。
王安石认为必须直面现实。现实既然是有善有恶，法制就应当有赏有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