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慕，以至悲泣痛哭，虽自奉甚薄，治酒食娱亲却毫不吝啬。待子慈——虽然家口众多，负担沉重，却未尝迁怒子女，儿女有过，亦从容劝谕，未曾怒笞。他自奉如啬，待友却极厚，常倾囊相授，一无所吝。他为官清正，不媚上，不欺下，上司不法，则据理争，豪强不驯，每予严惩，对于普通百姓则未肯轻易重罚。值得注意的是王益的平民立场，他所到之处，都是百姓称颂，豪吏嫌恨。任建安主簿时，如有人不及时纳税，他先杖责孔目吏孔目是各级衙门中的小吏；判临江军时，豪吏大姓竟然相与出钱求转运使将他调离。这种平民立场后来亦为王安石所继承。
王益以儒家道德规范理政，变韶州夷人之俗，令男女有别，不乱伦常。他还不喜怪、力、乱、神，韶州下属的翁源县有虎伤人，他下令捕之，民间传言五虎自毙，县令将此五虎之头献上，并为文称颂， 他知道这是下面附会， 便让县令带着虎头颂文回（元）鲜于枢 王安石杂诗卷去。王益还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他在韶州任职时，蜀地有五百军兵在此屯田，逾期不见有人前来替代，于是心生怨怒，准备造反，由于韶州只是一个小州，无兵可御，佐吏们都吓坏了，他却不为之动，下令将为首五人收捕，即日判决流放外地，并于当日将他们护送出界。这时佐吏们又说应当将五人下狱，判得太轻了，后来听说如果将五人下狱，屯兵将要劫狱，众人才愈加佩服。
王益是王安石最初的榜样，对其学术和政治立场具有终身的影响。王安石以契与后稷为目标，其实也是以父亲为目标。后来，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为相，从王安石的施政方式中都可以看到王益规划的痕迹。
王安石在早期倾向儒学，除了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之外，无疑还受到了曾巩的启发。另外，在金陵求学时他还经常与朋友李通叔切磋，可以说，曾巩与李通叔，是早年对王安石影响最大的两个朋友。
李通叔，字不疑，闽人，举进士不第，二十八岁还乡，道于建溪，溺水而亡。王安石在《李通叔哀词并序》中记载了二人最初的交往，称自己丧父之后居于金陵，从两位兄长入学，经常感慨古人都汲汲于挚友，以相互切磋，共同入于道德之域，而自己才识不如古人，学习努力也不够，假如还得不到朋友的帮助，恐怕会沦为庸人。恰在此时，遇到了李通叔，二人道气相类，一见如故，互赠诗篇，成为挚友。自此之后，###放心自归，邪气自去，忧惧不再，圣贤非远。
早年学术（2）
在王安石看来，要能够入于道德，一是靠自身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二是靠朋友的切磋砥砺。李通叔容也君子、言也君子、文也君子、行也君子，与己道气相同，故能开己浑朦，相与入于道德之域，践于圣人之庭。王安石还称李通叔为文一本于古，绝华虚荡肆之学。可见其道其文，都是追慕上古、不务骈丽的。从王安石的叙述来看，李通叔确实卓尔不群，惜其不寿。
金陵求学期间，王安石还受到长兄王安仁的影响。王安仁七岁好学，不苟言笑，学完行高，孝友最隆，对王安石照顾有加。
此等数人对于王安石早年的学问志业是影响最大的，其他则未有以闻。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有“荆公见濂溪”一条：
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
这一故事实是杜撰，清人蔡上翔辩之已详。周敦颐生于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自号濂溪，长王安石四岁，十五岁以前他在道州营道县，十五岁时因父卒，随母入京师投舅氏，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二十一岁时母卒，归葬润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二十四岁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始入江西。周濂溪十五岁入京时王安石十一岁，远在韶州，其二十一岁在润州时王安石十七岁，人在金陵。如果二人相见，就只能是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当时王安石十六岁，随父入京，周濂溪二十岁，寓居舅家。然而虽然周濂溪闻道甚早，二十岁时亦未必有何异学能令王安石三顾茅庐，王安石唯言在京城与曾巩结交，终生无一语道及濂溪，可见必无此事。至于罗氏更发议论，道是濂溪以为王安石过于自负，唯欲去其骄气，不意其不复回转，又怪濂溪三辞过甚，再而可矣，事不必三，若令荆公得从濂溪，“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可消其偏蔽，必无后日新法之行云云，直若梦呓。濂溪何人，能令荆公如此眷顾？欧阳文公当世大贤，曾子固介甫至交，文公览其文，欲得一见，子固亲书邀约，竟不一至。既云荆公不可一世之士，安能三次怀刺见一无名之周子乎！何况正如蔡氏所言，十六岁的王安石并非名满天下，何以濂溪未见其人，便知其“自信太笃，自处太高”呢？难道濂溪先生是用先天妙术推算出来的吗？果若如此，吾辈怕是要张口结舌了。
不知何故，后世的道学家一方面鄙夷荆公之学，一方面又偏言其学源于濂溪。林駧更是捏造了王安石与程颢同学于濂溪的谣言，根本不管此事与史实的水火不容。道学家还嫌不足，又道王安石三十九岁提点江东刑狱时，周濂溪遇之，与语连日夜，王安石退而精思，至忘饮食。看来王安石非得按道学家的意思跟周濂溪学不可，而他们又自相矛盾，一方面说王安石的学说不行，一方面又说王安石的学说得之于他们尊崇的周濂溪，看来其目的只是一味贬低王学。言其来自濂溪，是说王安石没有独创新学的能力，言其学说乖违，是说新学本不足立，而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
罗大经之说虽妄，但也道出一分事实，即王安石是强调独立思考、“自求之于六经”的，是以古为师、以经为师，并不确然出自某人门下。这也表现了他坚强的个性和无比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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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高第（1）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时年二十二岁。
以王安石的才学，少年科甲本非难事，但他志在获取真才实学，并非汲汲于富贵。父亲的突然去世迫使他暂时放下了个人的追求，面对家中“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的现状，他只能“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因此三年守制一结束，他便进京应试，果然天遂人愿，一举而中。
据说王安石本为第一，由于文中有一句话仁宗不喜，才与第四名杨寘对调，于是杨寘成了状元，他则落为第四。
得中之后，王安石很快就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淮南三年，他又结识了诤友孙正之。在《送孙正之序》一文中，王安石表达了自己的儒学思想：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如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当世，然其于众人也卓矣。呜呼！予观今之世，圆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尧言，起而舜趋，不以孟、韩之心为心者，果异众人乎？予官于扬，得友曰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韩之心为心而不已者也。……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现存最早，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他儒学观点的文章。他认为，君子与众人的主要区别是：众人则人云亦云，一任流俗；君子则得之乎己，有自己的见解，并按照自己的理解行事。有自己的主见并不是自私自闭，而是顺从圣人之道，以周孔之意为意，以孟韩之心为心。他主张不以人言代己意，不以时俗害古道，即便遭遇艰难困苦，亦不诎己以从俗，不改其志，不变其节。君子“术素修而志素定”，不像小人那样趋利而变、随风而倒，一旦遇到明主，得志于君，就能变时化俗，使合乎先王之道，而且会非常容易。
这篇文章不仅表达了王安石的儒学思想，还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他后来力行新法，不顾流俗，不恤人言，就是这一思想观念的实践。只是他没有料到推行新###有那么大的阻力，并非易如反掌。
王安石以个人为本，从自己出发，这固然继承了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观点，但与儒家传统的整体本位毕竟是根本不同的，这里面是否包含着杨朱之为己、佛教之自性的影响，怕是不可一概而论。
曾巩《再与欧阳舍人书》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看来古道与古文是相应的，王安石与其朋友的文学主张、政治主张、学术精神是接近的，都力图借推行古道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使之真正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
王安石效法孟子、韩愈，似乎颇有排挤异端之意。孟子辟杨（朱）、墨（翟），韩愈排佛、老，王安石以此二人为榜样，也应当独尊儒术。也许王安石有类似的思想，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以孟、韩为真儒，不是完全是因为他们排斥异端，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随流俗，坚持己见。孟子之时，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属墨，此时宣传儒学，绝不是因为儒家为当时正统，以此相标榜可以升官发财，而完全是出自内在的信仰和精神，故而即便困难重重，孟子还是以大无畏的精神推行其道，“虽千万人吾往矣”。韩愈之时，天下崇佛，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无一不然，当此之时，公然排佛，也是需要勇气并付出代价的。韩愈不避万死，谏迎佛骨，以一人抗天下之流俗，这种精神也不是常人所能有的。王安石所佩服的，正是他们这种“己然而然”、不阿时、不从众的精神，而不是排斥异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