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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袁枚政治手腕和处世艺术的高超还只是他才华的一个方面。舒铁云《乾嘉诗坛点将录》里将他排名第二、封为及时雨宋公明，蒋子潇《游艺录》称他“独倡性灵之说，江南江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如果这些评价出自生前，以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那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这两人一个小他一辈，另一个小他两辈，都是自己所处时代里素以文风纯正、持论公允著称的诗人兼评论家，也算得上是盖棺之论了。事实上袁的文学成就一向有目共睹，比财富和社会关系更有力地支持着他的知名度。他精湛的诗艺，他的性灵学说，渊博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小说，艺术笔记，涉笔成趣的书信体散文，再加上可以作随笔读的食单、诗话，以及那部仿佛外国作家随想录一类的《牍外余言》，无不展示着他作为一名杰出作家所拥有的强大实力。洋洋四百余万字的《小仓山房全集》作为清代文学具有独特魅力的一座山峰，至今让人仰之弥高。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县城的书店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著作在被大量出售，评点它们的当代名人有钱钟书、台静农、郭沫若、毛泽东。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随园食事及其他（13）
袁一生的最后十年（1787─1797）大都是以一位旅行者的身份兴致勃勃度过的。这个一生不信佛，不问道，讨厌吃药，不喜欢谈论养生之术的人，何以会有那么高的寿限，至今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就拿他为人诟病的贪恋女色这件事来说，尽管这方面无论质量和数目都要远远超过他的前辈西门大官人，而他的年纪却比西门庆多活了一半都不止。前述《批本随园诗话》作者、福建总督伍拉纳的儿子描述自己第一次见他时的情景是：“时年六十余，康健如少壮，面麻而长，微须已半白，身高五尺余。”而浙江台州一个船老大眼中袁七十多岁时的形象是：“步履轻健，如五十许人。”（蒋敦复《随园轶事》）对此，袁自己的解释“胸次悠然，不害于天和之故”尽管有些玄虚，但从现代科学的原理上来说，良好的心境确实可以延长人的生命，如果他当初在官场上由知县一步一步爬上去，即使像他的同学奇丽川那样一直做到巡抚总督，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身体条件。另外，一生中不吸水烟，酒也只是略略沾唇而已，这些习惯为他的健康也提供了保障和正面的作用。
想象中，一个八十岁高龄的老头，道貌岸然、长髯飘飘，坐在四人抬的暖轿里，在一大帮年轻貌美的男女弟子的陪同之下，登武夷，下广州，二到杭州，三上天台，该是怎样惊世骇俗、让人眼界大开的情景！缙云开旅馆的虞姓兄弟见夜间有位老者带了众人来投宿，开始也不在意，等后来知道是他时，喜极欲狂，“手烛照拜，唶且骇曰：吾辈都读太史文，以为国初人，当百数十岁，今神采若斯，是古人复生矣！岂容遽去？”硬是将他请到自己庄园下榻，次日还让人抬了上仙都峰去玩了一趟，才肯放行。而在扬州接受宴请的席间，有位盐商肚子里墨水少，行酒令时说“三月桃花朵朵红”，因规定须古诗，眼看着要出丑，他在旁边插了句：你也知道刘、阮遇仙的事啊？这句诗是天台摩崖石刻上的，非但替人家立刻解了围，事后还得到两千银子的红包。是啊，既然名高望重的袁先生这么说，谁敢不相信啊！说来也是，那时正是他的道德文章和知名度都达到一生巅峰的时期，到处是盛况空前的欢迎、礼待、宴请、馈赠。从者如云，前呼后拥。如果谁对这一点缺乏印象，只要回忆一下前些年港台歌星来大陆演出时的狂欢场面──并从中减去闪光灯与摄像机镜头一一就可以了。或者读一读他的好友诗人赵翼写的那篇有名的戏谑性妙文──其中有几句正是对他出游的生动调侃：“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
其间他还干过一件别出心裁的大事那就是作诗自挽。这个一生都在标新立异、不肯有一事一语落他人巢臼的人，看来临近死期还打算折磨他同时代人的才华和自信心。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一位著名相士曾预言包括七十六岁死亡在内的他后半生的人生大事。由于其他诸事都说很准，先后被一一验证，他于当年年初便作好了辞谢人世的准备，并毅然写诗为自己送行。可以想象这种知天达命精神对社会感官的刺激与冲击力。整个国家上下沸腾了，一千多首和诗从天南海北寄向小仓山房，敬佩与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但事实上他神奇地活了下来。四年以后的一七九五年，他刚好满八十岁，由于自觉不支，又写下自寿诗十首，交代生前死后诸事，准备上路，但死神再次与他开了个善意的玩笑。然后这样又过了两年，他于扬州舟中偶染风寒，腹泻不止。在小仓山房冬日宁静中略带几分清寒的光线里，他披着皮袍，倚着病榻，用仿佛平时给朋友写信那种平静语调给两个儿子阿通、阿迟写遗嘱，中谓“用淡红纸小字写讣，不可用素纸，其余平行用小古简最雅，用大纸便市井气”。“恐尸硬不便着靴，有极华刺诱朱履一双，白绫袜一付可用”。“但题一碣云‘清故诗人袁随园先生之墓’，千秋万世必有知我者”。书毕摘下眼镜，脸呈笑意。这次，他是真的去了。
书评家的真面目（1）
当集作家、书商、玩世不恭者、学生运动领袖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五十岁的死囚、得知自已被处决的日期就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他好不容易买通了狱卒，极力说服他同意将一封自己写下的遗书偷送出狱，并再三保证内中绝无任何忤法之事。而后者出于怜悯与同情——或许还要加上那么一点儿崇仰——踌躇再三后终于接受了下来。于是这封秘密封讫、显得干系甚大的神秘信件于次日中午——按照事先约定——被安全递交到了囚犯家人手中。不过中途应该有个小小的插曲：承担传递风险的狱卒显然因为害怕或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此之前已忍不住将信私拆，并与一个关系不错的上司同观，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金美清《豁意轩录闻》）差不多两小时后，遗书的作者顶着那个时代一场未遂政治骚乱的策划者与组织者的罪名，连同他的所谓十七名同党，加上无为教案、通海案、奏销案等其他犯上作乱大案的钦点主犯，被立即绑缚刑场斩决。据同时略晚的清代作家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记载，此人临终前的作派也大异常人，简直就是今天红色经典影片中李玉和、许云峰那样高大完美、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形象：“临终前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的发生年月距今应该并不十分久远，大概也就三百多年前吧！背景和地点在号称“酒保菜佣俱带六朝烟水气”的文化故都南京三山街北向的一块开阔坡地上。自当天中午时分起，那里就被数万名前来观看的士子百姓密密围成一个不同寻常的舞台。那种摩肩接踵、伸脖子踮脚的热闹场面，相信读者在鲁迅的著名小说《药》的经典描写中，大约早已得到过深刻印象。那天下午烈日当头，暑热难忍。尽管看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的儒生与知名文士，但仍然很少有人注意到四周的夏日景象与舞台中央斧钺森严的凛凛寒气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说来也真是的，这毕竟是自入关后一向奉行怀柔政策的清廷，第一次打算以刀斧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发生在此前半年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那场学生运动——苏州哭庙案的一干人犯，将在他们的家人、朋友、亲戚和同情者的目光中，以犯上作乱的罪名被公然处以极刑。发布此次死刑执行命令的甚至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刚登基不过数月的少年皇帝康熙。从现今仍然得以保存的当时在场目击者的书面记录来看，整个执行过程应该说是相当地简洁、利索，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一顿饭的功夫。“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即披甲（士兵）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
接下来的事情是家属认尸收尸，相比钢刀一挥将头从脖子上砍下来，现在要把它们一一装上去，技术上的难度无疑是大多了，同时整个过程也很复杂。首先要在当时血肉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