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被日军的交通线和封锁沟等设施切割得支离破碎。八路军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形容这种情况说：“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划了很多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对这种点、线、面的格局早有预料。通过“做眼造势”，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已经实现了面的扩张目的。现在，他要以面制点，以面破线，展开一场面对点线的较量。
较量首先从破线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交通线破袭战在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展开。扒铁路、破公路、毁桥梁、砍电杆、平路沟，根据地男女老少齐上阵，常常是一夜之间就将日军的交通线变得面目全非。这一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战法，却成了八路军的拿手好戏。然而，正是这种战法，让日军胆战心寒。
1940年8月开始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沿线、在长城内外全面出击，前三个半月时间，即作战1800多次，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拔除据点290多个，歼敌万余人，正太、同蒲、白晋、平汉等铁路彻底瘫痪，日军的“囚笼”战略一时间被毁得七零八落。名不见经传的交通破袭战，被八路军做成了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
破了敌人的线，面与点的较量就更加激烈地展开。日军以重要城镇为据点，力图以“铁壁合围”、“梳篦清剿”、“拉网扫荡”等行动占领抗日根据地，以“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等形式控制抗日游击区，持续封锁、挤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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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3）
毛泽东的方略是，针锋相对。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敌人展开了“挤地方”的较量。他幽默地说：“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我们在敌后已经“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下”。
“把敌人挤出去”，成为敌后抗战新的任务。在这场“挤地方”的较量中，面的威力尽显无遗。1942年11月，日军在山西太岳抗日根据地腹地沁源县城建立了据点。太岳根据地军民将沁源县城四面包围，用地雷战、阻击战、麻雀战和伏击战迫使日军不敢轻易离开城池一步，困守县城两年半，最后日军在饥寒交迫中狼狈逃窜。
“挤地方”的较量不但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也在日军控制区内展开。八路军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神出鬼没，四处打击敌人，将日军控制区搅得地覆天翻，同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不断恢复与扩大抗日根据地。
敌后军民就是在这种面与点线的较量中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1944年，日军不得不承认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战”失败，称：“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确保点线”。
八年全国抗战，毛泽东由做眼造势到面制点线，演绎出一部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敌后抗战壮丽史诗。这部史诗不仅奠定了中国持久抗战胜利的基石，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军事力量分布的局面。
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尽，蒋介石要打内战，他为国民党军制定的也是“先占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的作战方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不能自由调动，不能集中主力，则他们以大吃小、以多吃少的策略，就无法实现。而我们正反其道而行之”。
这番高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到了毛泽东面前却屡屡失败。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指挥多路大军齐头并进，分别沿平绥路、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津浦路、北宁路大举北犯，大中城市成为其抢夺的主要目标。
毛泽东的对策依旧是对付日本人的方法：让出大城市，让开交通干线，占领广大乡村，获取广阔作战空间，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而以面对点，以面制线，以面取胜。
东北战场，是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双方激烈争夺的地方。蒋介石调动大批精锐部队凭借机械化装备，沿铁路线北进，进攻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
1945年12月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地区是在距离国民党军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中共中央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八个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东北民主联军相继放弃了中长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以主力部队投入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当1946年6月东北战场烽火再起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发展到36万多人，并拥有了稳定的战略后方，在一系列“面”对“点、线”的作战中，由防御逐渐转入进攻。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介石也懂得“面”的重要性。但要控制“面”，必须得到中国最广大的人口——农民的支持，要进行人民战争，这是他绝对无法做到的。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反人民性质，决定了他只能依恃武力，只能进行“点”与“线”的作战。而毛泽东指挥的人民军队则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因而能够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援。人民军队的“面”，就是人民战争。因而就能有效地发挥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优长，以“面”制点，以“面”控线，最终以“面”的优势取得对“点”、“线”的胜利。
人民军队将“面”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使得国民党军所占据的“点”处于孤立，“线”陷于瘫痪，进而以“面”的发展与扩大形成了对国民党军占领的“点、线”的淹没之势，夺取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4）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与军师刘伯温弈棋，雅兴所至，信口出了一联：“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刘伯温反应敏捷，脱口应道：“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在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大棋局上，毛泽东全局在胸，目炬如电，投下的每一粒棋子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雷霆万钧之力，在对手不知不觉之中就将棋局的发展导入了他所设计的进程。古今中外，善弈者无数，以棋道入兵略者亦不乏其人，但能运用到出神入化之境者，毛泽东真是杰出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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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1）
1951年6月，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经历了激烈较量后，在北纬38度线南北地区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美国军政当局意识到这是一场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争，遂将朝鲜战争政策调整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光荣的停战。
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打谈结合，边打边谈。政治军事仗，军事政治仗。这是毛泽东的和战观。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指导人民军队冲破和谈的迷雾，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全国抗战终于获得胜利。举国上下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全国人民期盼和平。
在抗战胜利之前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就已确定：“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他确定的战后方针是，或者以和谈方式迫使中共“放弃武力，改走合法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消灭中共武装。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抗战胜利到来时，蒋介石的精锐主力部队还大都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整个华北、华中、华东地区，连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影子都不见。蒋介石首先要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但他明白：他的部队难于立即开到日军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他需要时间。国内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声浪也让他顾忌诸多。更重要的是他打内战的决心虽定，但军事准备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玩弄起了和平的花招。
8月14—23日，精于心计的蒋介石接连给毛泽东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谈判，“共定大计”。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蒋介石的算盘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他就昭示天下，共产党拒绝谈判、拒绝和平，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到重庆，他就用几个内阁空头职位，换取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他断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即使来重庆也不会接受他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用和谈换取一段时间，进行内战的部署。同时，他特意密令重印下发《剿匪手册》，要各战区加紧“动员戡乱”。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阴谋洞若观火。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与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明确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了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毛泽东毅然决定走出延安，到重庆和他谈。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态度是，重庆谈判“可以去，必须去”，而且要准备作出一些让步，否则就“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