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
的光辉先例。不过 １９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 １８
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
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
① 梁启超仍用文言句法，但大量使用口语说法。他的许多追随者更进而大胆地试用方言口语——包括官话
和各种地区方言（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方言）。最早完全用方言写作的报刊之一《演义白话报》于 1897
年创刊，其宗旨是使一般民众能阅读到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写成的新闻——尤其是有关外国列强的新闻，并
且将各种有用的书报杂志译为口语，以求便于阅读（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 64 页）。文学报刊
的影响使文言和白话的分界线逐渐模糊，并增强了白话的地位。到本世纪初，白话不只在报刊和文学作品
中使用，并且已在历史、地理、教育、工业、科学著作中使用。参阅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中
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 13 页。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存》，2，第 233—234 页。
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
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②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
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
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
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
《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
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
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
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
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
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①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
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
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
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
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
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
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
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
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
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
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
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
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
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
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
作的译本与日俱增。①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
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
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
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
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
５０ 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
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
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
“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
② 此书有刘师舜的英文缩译本。
① 这里的某些讨论是根据普鲁舍克教授 1967 年在哈佛大学讲学的笔记。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
编的学术论文集《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中对晚清小说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① 但是胡适认为，吴沃尧的小说《九命奇冤》在倒叙技巧的运用和结构的统一方面，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
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 239 页。
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
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 ３０００ 个家庭
谋福利。②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
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
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
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
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
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
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
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
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
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
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
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
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
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文学
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
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
新思潮使他们的著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
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
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
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
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
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
系》的文章中宣称：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
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
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
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
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
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
是在那里写魔……①
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
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
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
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
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
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②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
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
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 97 页。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 173—174 页。
② 参阅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3 章。林纾的翻译作品将在本章第 2 部分讨论。
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③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
但大多数却更像 １９ 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
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
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
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
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
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④
③ 参阅阿英：《晚清小说史》，第 13 章。
④ 同上书，第 169、176 页。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前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