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 ３ 日，他们拒不批准由学生所发起的罢市。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商会
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秩序；商会的临时会长虞洽卿对军政当局要求商店开市的
努力从旁协助。６ 月 ９ 日，商会正式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
个决定。在整个这段时期内别的组织在起带头作用。是上海商联会于 ５ 月 ６
日致电共和国总统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定：学生们表达了全体国民之公
意……我们要求政府不要惩办他们，否则将在全国引起困难。③在 ５ 月 １０ 日
的电报中，商联会进一步谴责了总商会的亲日立场。６ 月 ４ 日，地区商会就
已讨论了罢市的计划。正是这些商人在 ６ 月 ５ 日自行决定关门罢市，并在门
上贴出启事：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④６ 月 ９ 日，宁波、广州、山东帮会和
宁波同乡会措词尖刻地拒绝了总商会要求复工的呼吁。⑤
这些不同的联合会的积极参与和总商会的节制态度之间的差异，部分地
反映了它们社会组成的不同：银行家、买办、工业家和企业家为一方，商人、
小店主为另一方。但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会员还能弄清姓名的这些联合会，到
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呢？这个阶级
的结构还很不完善，其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同一些人在积极的和保
守的两种类型的组织中担任首脑。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作为它的主要董事之
一的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商
会的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他们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
且显然自相矛盾。５ 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
动，朱是因为他的亲日立场在不久前下台的；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
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①
这一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
地区的关系网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
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他们的长辈，而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
离广大的工商业者阶层，又常不得不认可他们未能加以阻止的决定。在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年公共租界中的中国居民和上海工部局的斗争中，商会勉强支持马路
联合会的店主们宣布的抗税斗争，因为按朱葆三的说法：既然你们商人们都
反对交这些税，我想我们也只好采取相同的立场，因为我们也是商人，应该
采取共同的行动。②
足以淡化利害分歧的这种商人间的团结和儒家式的民主又从经济繁荣和
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得到支持：这些现代企业家有时和他们的长辈一样保守，
例如穆藕初，他就坚决敌视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的罢市。不过，他们更宁愿作必要的
妥协。调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责任落到了他们的肩上。１９２０ 年聂云台当选商
② 《北京时报》，1919 年 11 月 21 日。
③ 《五四运动》，第 172—173 页。
④ 同上书，第 386 页。
⑤ 同上书，第 389 页。
① 桑福德：《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 342、361 页。
② 《北华捷报》，1920 年 4 月 24 日，第 185 页。
会会长，为妥协打下了基础。以同样的方式，公共租界的中国商人和居民在
抗议上海总商会“未经纳税中国人同意就自称代表他们”以后，却选举穆藕
初、宋汉章和银行家陈光甫进入顾问委员会，负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他们；
这三人都是那个商会的董事。①
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
情愿地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参加了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
纱厂以及各式各样的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②
资产阶级由于它的内聚力而从它最激进的一翼和学生、雇员以及在一定
程度上和工人的联盟中得到好处。它支持城市广大群众的要求，从而对这些
要求得以实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
持，北京政府才同意在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撤职；而另一方
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也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
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的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在 １９０５ 年的反美
运动和 １９０８ 与 １９１５ 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抗议外国
的侵犯和不公正行为：他们的反应是激烈的同时也是短暂的，并且经常带有
排外主义的缺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效都不是很大。在 １９１９ 年以后，在五
四运动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激情鼓舞下，这种抵制变成了半永久性的。紧接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的运动之后爆发了 １９２３ 年的运动，它一直延续到 １９２４ 年，到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扩展成普遍性的运动，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其
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这种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和促进新生的工业社会。
从 １９１９ 到 １９２３ 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受惠于第一次大战期
间西方列强自中国的撤退，日本的廉价“劣货”潮水般充斥中国市场，直接
和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２０ 年由学生发起而由商人付诸实施的抵
制日货运动，不失为对缺乏关税保护的一种补救。日本在中国新建企业的速
度减慢，以及日本货进口减少，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这一运动。不过要把这一
抵制的影响和当时日本从战时经济过度到和平时期经济这种转变所引起的危
机的影响区别开来是不容易的。在抵制日本“劣货”的同时，掀起了提倡本
国产品和“爱国货”的运动，这就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抵制
运动不再是对某一特定措施或某一特定政策的敌视，而是变成了促进中国建
立自己工业的“长远计划”和永久性的组织原则。“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
‘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声的时候……这一次抵制
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①资产阶级在这里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排外思想和
短暂的激情，而是要代之以工业救国的思想。各种情绪的反应必须让位于“国
策”。②抵制运动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③这是目的，不是手段。④
① 《北华捷报》，1920 年 6 月 12 日，第 660 页；1920 年 12 月 11 日，第 745 页。
② 《北京时报》，1919 年 11 月 21 日。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国抵制日货，杂件 M。T。3。3。8。5—1》（1919 年）。从烟台致领事的急件，1919
年 8 月 29 日（编号 740856—740873）。
② 《提倡国货之我见》，《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 年 5 月），《言论》栏。
③ 文汉：《由工业见地上论维持国货与抵制日货》，《实业杂志》，71（1923 年 9 月）。
④ 《提倡国货》，《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 年 5 月）。
聂云台将这一分析引向极端，变成了类似甘地的不合作主义。⑤
在这样的环境中，抵制的责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他们此后应实施抵制
的各种规定并亲自保证加以监督，①学生则不应参加进来。这实际上是个防止
出事故和出现混乱的问题，是个避免无谓的财政损失的问题，也是个使群众
运动为资产阶级所组织的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
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之间的各种经济报道充满了有关抵制对建立中国工业
的激励作用的记载。②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将这种特定的作用从极端有利的一般
经济环境中孤立出来呢？这种作用也不过只是这种有利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罢了。
当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其结果是比较容易看得
出来的。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
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间的贷款。作为担保的方式，银行团建议由他们
控制某些国家收入：铁路收益、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言——地产税。
新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说，“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③当中国的金融团体于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
银行团，而是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付外国的挑战：“国际银行团一再宣
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的行政事务进行根本
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④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
并揭发他们“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
“指鹿为马，以鸩当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
享受耳。”①
中国官员和财界坚持不懈的敌对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
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前此的年代中，他们力图在经济现代
化的任务中取代外国人，获得了某些成功，现在，他们要取代外国人而充当
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们的力量和
决心，列强犯了一个错误。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的华盛顿会议给他们
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把赌注押在中
国的资产阶级身上；他们所推行的政策预示了 ２０ 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
他们力图保证中国权力由当地的精英们，特别是由实业界的人士们接管。
华盛顿会议的声明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进行一场声势浩大
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