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米斯那样，相信国民党给了资本家们足够的补偿——至少是对他们中的一
部分人——从而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呢？②
在企业家中，这个政权对银行家们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
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们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
１９２７ 年末，轮到一直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们通过公债成为主要贷款
人了，并由此而将他们的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 １９２７ 年到 １９３１ 年，
政府所借的多达 １０ 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５０％至 ７５％）是他们提供的。
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润约达 ２０
％，大大高于 ８．６％的官方利率。这个政权的头几年是银行业的繁荣时期。
但是在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２ 年的危机时期，市场饱和、日本侵占满洲和政治不稳
① 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 1 — 2 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4 章。
② 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
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接着，在 １９３６ 年，政府又强行规定偿还公债打折
扣。同时，政府通过 １９３５ 年实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银行业的突然行动，控制了
主要信贷所，此后一律由国民党官员管理。
一部分银行家由于早已丧失了许多特权，又没有任何进行其他活动的途
径，只好选择投身政府上层的道路。吴鼎昌（１８８４—１９５０ 年），就是一例。
他于 １９１２ 年在中国银行开始他的事业，曾进行过有利于私股的改革，并按照
美国模式改组私营银行，将 它们的资源集中到四行储蓄会。但在 １９３５ 年，他
断绝了和私人企业的一切联系，当了实业部长，其后在 １９３７ 年又就任贵州省
主席。①
张嘉璈（１８８８ 年—）和吴相似，在中国银行时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
也都一贯捍卫银行经营自由的思想。他在创建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和《银行周
报》的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作为中国银团的首脑，他曾试图迫使北京政府
接受严格的财政控制并进行预算改革。他在 １９３５ 年的打击下被迫离开中国银
行，当了铁道部长，１９４２ 年奉派赴美国研究经济建设问题。②
钱永铭（１８８５—１９５０ 年）早在 １９２７ 年就选择了从事政治和行政工作的
道路。钱曾努力反对政府对交通银行的干预，并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２ 年上海银行同
业公会力争成为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时期，担任该会的会长。他很
快加入蒋介石集团，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务，并于次年出任浙江省财政厅
长。③
还有一些银行家参加蒋介石集团，是为了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保住他们
以前以企业家身份经营的企业中的位置。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就是这
样，他在 １９３５ 年改组后，在宋子文的控制下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
的主任委员。这个在 １９１５ 年至 １９１６ 年曾经尽一切可能使中国银行脱离袁世
凯政治操纵的宋汉章，从此为南京政府服务。
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政府，还是受到敦促，或多或少地在政府直接控
制下经营，并且由于承担了官方的使命而改变了他们的前途。例如陈光甫，
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一直经营他在 １９１５ 年创办的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和
孔祥熙有老关系——他们在美国同学，有人说他们是亲兄弟——这也许使他
更容易接受后者作为财政部长对他的金融活动所加的控制。这种关系无疑有
助于他在政府中的前途。他被派往美国，就币制改革框架内中国白银储备的
换算事宜进行谈判。１９３７ 年以后，陈就完全从事公职：他负责中国向美国借
款的工作，从 １９３８ 至 １９４１ 年，又担任财政部对外贸易委员会主任。①
浙江兴业银行的赞助者李铭（１８８７—１９６６ 年）的经历没有发生这样明显
的方向改变，但也带有更多的官员的性质。１９２７ 年他被任命为国债基金保管
委员会主席，保证了对内债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誉。１９３５ 年之后，
政府任命他负责改革金融部门机构的工作。②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新政权的借款政策给银行家们带来了财政利益，经济管
① 包华德和里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3，第 452 页。汪—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
1872—1949 年》，第 418 页。
② 包华德和霍华德：《传记辞典》，1，第 26 页。
③ 同上书，1，第 379 页。
① 同上书，1，第 192 页。
② 同上书，2，第 316—317 页。
理部门向他们敞开了官方或半官方前途的前景，这两者既鼓励他们支持政
府，也加速了他们由企业家转变为公务员或半公务员。此外，政府通过 １９３５
年在银行业采取的突然行动，控制了全国银行 ６６％至 ７０％，没有给他们留下
多少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
制。资本税的负担在新的财政制度下日益加重：１９２８ 年制定统一货物税，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和 １９３９ 年修定关税。当 １９３５ 年纱厂和面粉厂大厂主荣宗敬被判
决破产，需要政府帮助时，他向政府指出，在前此三年中他总共交纳了 １０００
万元的税款。③穆藕初在 １９２３ 年的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控制，而在 １９２９ 年却
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①但是，撇开像他这样的少数例外不谈，实业家和
商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是引人注目的。实业
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们那样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他们也就
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１９３５ 年以前，他们还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保持一定的
自主权。那时政府只控制了华资工厂的 １１％到 １４％。②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
政府在强有力的国家银行网络的支持下，把它的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经济危机
削弱了的工商业部门，而没有号召企业家们以其技能为国家服务：他们通常
被排挤出去，得好处的是那些已经就任的国民党官员。
就这样，通过强制和授与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
器中去了。强制打击企业家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这个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可以解释它为什么给予资产阶级的几个主要集
团以不同的待遇。的确，现代银行的运营几乎完全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作为
基金，这就使企业家们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的调整的准备而不那么可能接受
中国商人和手艺人自主和合作传统的调整。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
己的主人。自此以后，它的命运要由已经把它置于监护之下的政府决定：资
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深刻地说，取决于它的真实本
性和它对自己应起的作用的看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于是转到了对南京
政权的分析。
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共生
正像 Ｅ．巴拉兹曾经极其生动地描述过的那种循环运动那样，资产阶级一
旦从属于国家，胜利的官僚机器就会再度压制它的创业精神。国民党的文职
官员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资产阶级在 ３０ 年代形成的共生关系，与旧帝国衰落
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颇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也像在清朝统治下一样，
政府力图用现代化的企业来加强它的基本权威，而高级官吏则利用在经济发
展的幌子下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力为自己谋求私利。但是，现代化的主题在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及条约口岸的资源在其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关
键性地位，是否允许我们把南京政府和儒家农业帝国相提并论呢？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观察，可不可以认为官僚和资产阶级
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为了鼓励其发展，采取一种国家独立
与国内和平的政策，暂时给予救助？德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
展起来的。或者，也许我们应该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
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地被吸收
③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173 页。
①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 477 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362 页。
进官僚政府，正好与一个技术官僚与管理者阶级的形成同时，和以企业官僚
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旧式官方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种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
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意识形态流派矛盾很大，足以支持各不相同的论点。
一种论点支持官僚现代化，愿意与企业家们进行对话，急于帮助他们，并让
他们参加政府；考察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３ 年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经历，我们可
以看出这种论点。他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最初尝试，可以上溯到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他
为促进企业家与高级官员会面而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１９３２ 年，为了争取企
业界的支持以反对蒋介石关于军费开支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总商会组织了
一次反对内战的会议，这是资产阶级最后一次重大的政治表现。第二年，宋
子文力图让上海资本家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为发展和管理西方
国家对华财政与技术援助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宋子文在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卸
去了政府职务，这一合作因而中断，企业界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代言人。
实际上这个政权仍然受从孙逸仙的教义那里继承下来、并因世界危机的
经验而得到加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