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本身的过程中，力量也没有被利用到最大限度以谋求全面胜利。（很多
革命力量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首先响应革命党的领导人。）重组当局时，
权力似乎越来越多地从革命党人手中滑掉了。直到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冬的选举，
这种趋势才得到改变。甚至在那时，有些革命党人还对通过选举道路取得政
权有怀疑，怀疑选举道路会冲淡对革命的信仰。①但是，当我们用另外的眼光
看这一年时，同盟会却显得更加强大些。
在民国的最初几个月里，一些主要的非同盟会党团纷纷试图合并，但没
有取得多大成功。政团之一是民社，它是以湖北都督、新的民国副总统黎元
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这个政团出现于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它表明了湖北省的领导
脱离了同盟会。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黎元洪作为第一个革命政府的首脑有
威信，作为一支相当大的军队的统帅有力量。
另一重要集团是统一党，其支配人物是学者章炳麟，他成为共和主义者
已有 １０ 年，曾经一度是同盟会的领导成员。他于 １９１０ 年同该组织决裂，并
① 回过头来看，至少孙逸仙就是一个。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 61—62 页。同盟会在广东的一个重要
部分，因有批判性的意见而在一段时间内不愿加入新党。
与上海的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几个同志联合。辛亥革命后，他又同在江、浙事
务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联合，这些人士虽然有当过官僚、拥护过君主政体的
经历，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都支持革命。他们中间有改良主义学者张謇，
他曾在孙逸仙南京内阁任总长；他们中间还有前清江苏巡抚、当时任民国江
苏都督的程德全。统一党成了那些希望在章炳麟的帮助下过渡到新秩序的前
官员和重要士绅的工具。②它的纲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强调统一，提出全国各
地区实行行政改组以达到国家领土统一的目的。它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相反，
没有指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人建立了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曾经为在君主政
体下通过省的和全国的议会组织代议制政府，起过重要作用。１９１２ 年秋，这
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这个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过一些类似党的组织，
该集团的成员在许多事业中，特别是在 １９０９ 年和 １９１０ 年争取召开国会的请
愿运动中一起共过事。以革命后的形态出现的这个党，不久就主张实际上取
消省的行政单位，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的强大政府的一个步骤。①
上面仅仅列举了在同盟会力量面前感到自己势单力弱的那些党中间的几
个。１９１２ 年 ５ 月，它们合并为共和党，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
写的那样，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②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
章炳麟派、梁启超派不久都以独立团体的面目重新出现。但这并不是因为对
同盟会势力的估计变了。相反，这次分裂部分地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度
恐惧。梁是革命党人怨恨的显著目标。民国元年，有些党的组织者力图避免
因吸收梁参加而引起同盟会的猛烈攻击。
同盟会敌视梁启超，可以追溯到 １０ 年前，那时他们之间曾为争取海外华
侨和海外中国留学生有过竞争，梁和同盟会代言人也曾就革命是否合乎需要
的问题以及其他诸多问题进行过论战。③梁的反动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
１９１１ 年末 １９１２ 年初清帝逊位在即已显而易见之际，仍无理坚持要延续满清
帝位。当时他公开鼓吹“虚君共和”。他从日本委托在中国的密使，把这个
主张转达给章炳麟、袁世凯等人。梁提出的君主制共和国，是清朝君主立宪
运动的最后喘息，梁为这个运动做了 １０ 多年的组织鼓动工作。他最后的提
法，可能是这个运动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最激进的声明。君主不仅被剥夺了一
切权力，而且被有意识地降为只起象征作用，好像 １９４６ 年后的日本天皇那
样。但是，梁为此所作的努力，以及在革命过程中为挫改真正的共和主义者
而设计的具体阴谋，对他和同盟会集团的和解没有起什么作用。
梁的朋友张君劢在满清退位的当天从中国写信给梁说，虽然革命党人设
计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集团所要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受不了。因为它正
处于瓦解的边缘，①看来梁采纳了他的观点。但对梁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他
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后并未停止。在广东有一个运动，主张剥夺他作为中
国公民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１９１２ 年 ７ 月，作为对一篇侮辱性文章的反应，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398、400 页。竹内克己和柏田天山：《支那政党结社史》，
1，第 94 页。
①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 72 页。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398 页。
③ 有关其中某些论战的卓越叙述，见马丁？贝尔纳：《到 1907 年为止的中国社会主义》，第 129—197 页。
①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372 页。
一些革命派编辑想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的工作人员的职务，并力图逮
捕其经理人，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的亲密伙伴。党的集会遭到同盟会代理人
的破坏，梁得到了通知，威胁吓得其他人不敢去集会。②与此同时，在革命过
程中寻求梁支持未获成功的袁世凯，在 １９１２ 年早春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
以后，明显地失去了对他的兴趣。在同盟会在政治上定了调的气氛中，甚至
袁也认为梁是应当承担责任的。梁在中国的代表劝他，在从日本回国以前，
应该先取得去北京的正式邀请。③袁只是在首都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发出同样的邀请。１０ 月梁在北
京受到款待，并立即在中国恢复了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他仍然没有同重
新向他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好。④
用非同盟会员的眼光看，１９１２ 年的情景是，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
人不多，但他们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种潜力在国民党成立三个半
月后，在其希望的国会选举中部分地表现了出来。国会选举成了独一无二的
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在很大程度上免受
官僚操纵或强迫的情况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 ２１ 岁的男子，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
财产并按规定标准付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
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
占全人口的 ４—６％。选民的总数从而大大超过了清朝末年的选举，那时有选
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 １％。投票选举的是新国会两院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
选举是间接的：即投票人选代表，这些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真正的议员。
选举过程从 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持续到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以后。新的地方议会在冬季的几
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１９１３ 年 ４ 月在北京召开。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国会的许多席位，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
席位，不可能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占有，实际上都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
曹汝霖，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这样成了代表蒙古
的参议院议员。①如果把这种不按常规办事的情况（２７４ 席中的 ６４ 席）撇在
一边不论，只计算内地的和满洲的 ２１ 省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
了明显的多数（２１０ 席中的 １２３ 席）。在众议院实际上也是同样情况。不管
怎么说，由于许多议员没有入党，或者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党
员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 １６９ 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竞争党加在一起的总
数 １５４ 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却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要求
从国会中占优势的党内挑选总理和内阁阁员。
对国民党胜利的解释是，最公正地说，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最
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它就必须直接
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种力量。很明显，
这个党既依靠它所能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敌对的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地
区内开展强有力的说服运动。同其他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起码在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395、400—401 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 42—58
页描述并分析了梁启超和革命党人之间的不断冲突。
③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398 页。
④ 例如，《民立报》，1912 年 11 月 4 日。
①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79 页。
当时条件下承认许多省自治。这一立场为地方上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所欢迎。
接着，国民党制订了来自革命威信和组织效率的获胜的战略和政治上有吸引
力的纲领。
收买选票，特别是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尽管其
规模不详，但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大型代议制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
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对公私金钱的影响也没有免疫
力。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
的。
国民党胜利的主要设计师宋教仁，当时只有 ３０ 岁，他受到鼓舞为党出谋
划策，以取得 １９１２ 年革命者没有取得的全国政权。有同盟会参加的唐绍仪内
阁的倒台，以及 １９１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