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已在惊慌中逃散。公布的一项文告称，要将国会迁往上海，黎元洪将在
那里重整旗鼓，另建政府。还提供了一笔资金，以负担议员的赴沪路费及在
沪的食宿开销。
为了在北京重新组织法定人数，曹锟的助手们提出针锋相对的建议。北
京将支付从上海返京的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讨论会的慷慨酬
金；将修改国会组织法，使在国会的任期不再是有限的一段时间，而是无限
期延长，直至选举新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
员将得到 ５０００ 元谢礼。北京的国会人数逐步上升。
与此同时，黎元洪离开了天津。他抵达上海后发现，当地军阀不愿意冒
险接待有争议的对抗的政府，他很快就去了日本。上海的替代政府就此垮台。
在北京，国会的与会人数增加了。尽管“几乎完全没有公众关心的任何明显
迹象”，①选举仍于 １０ 月 ５ 日进行。１０ 月 １０ 日，曹锟就职。当天公布了中
国新的永久性宪法。尽管该法拟订得很好，但颁布该法的肮脏背景损坏了它
的效力。报章所揭露的每个亲曹议员收取 ５０００ 元贿赂的消息，更加剧了公众
对“猪仔议员”和新政权的厌恶。①
据估计曹锟为居住到被拘泥礼仪的沉闷气氛笼罩的总统府，花费了 １３５６
万元。他不是一位积极行动的总统。在未选举新国会时，旧国会仍召集会议，
国会辩论有时发展成为混战。但这是家庭口角。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
士 １９２４ 年 ６ 月在报告中写的：“过去 ５、６ 个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势异常平
静，并且……没有倾向于削弱或加强曹锟总统及中央政府的特别进展。”②
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
系军事家冯玉祥接到命令，向北进军，迎战奉系。但与此相反，冯玉祥进了
北京，废黜了曹总统，并要求结束敌对行动（见第 ６ 章）。
冯玉祥的政变显然使曹锟宪法失效。为拼凑一个可接受的政治框架，段
祺瑞被邀再度出山。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
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段祺瑞
争辩道，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所以，他于 １１ 月 ２４ 日就任“临时执政”，在
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职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空前复杂：
① 外交部档案 371/9812，急件 586，1923 年 10 月 17 日，麻克类致寇松。
① 关于“猪仔议员”及公众的普遍反应，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 218—219 页。
② 外交部档案 371/10243，F2665/19/10，急件 400，1924 年 6 月 23 日，北京，麻克类致麦克唐纳，机密，
第 1 页。
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为全国团结作出安排；然
后，在善后会议确定的条例下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开
会，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计划对厌倦的民众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家愿意参加。
善后会议于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
在历时 ３ 个月的会议上，１６０ 多位代表讨论了 ３０ 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
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
案中有一项是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１９２５ 年 ８ 月 ３ 日成立，１２ 月完成宪法草
案）的规则和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但从未实行选举）的规则。同时，段执政
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时立法权。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
国会活动十分认真，以致人们可能认为执政府的成员们没有看出在他们周围
爆发的革命。
宪政抑制不了这时日益强大的野蛮势力。在革命的动乱中，北京又发生
了一次政变：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９ 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武装，段被免除了
执政的官职。
在刚取得统治地位的军阀们争论邀请谁来就职时，北京在几个星期内不
存在真正的政府。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行使执政权”。最终，
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摄政内阁，于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
帅。他任命的内阁大部分成员是他的追随者。最后还要发表任命，分配资金，
应付外交使团。但当国民政府的军队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 ８ 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
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变革的浪潮将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岸边。一位天津
居民回忆道：“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
逸地住在日租界一座大宅子中，前总统徐世昌在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欣赏文
学和从事园艺。曹锟偏好独居，但在生日时也接待一些朋友。“段执政（祺
瑞）相对较穷——事实上，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提
供的一所住宅里。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佛教，也喜欢打轻松的麻将……有时
被问及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总是给予佛教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
正被派到地球上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持续下去，直到恶魔被斩
尽杀绝。”①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
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有些人的解
释是，管理政府的都是些自私、虚伪的政客，他们破坏了法律。另一种看法
是，北京政府不过是地方黩武主义制度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论述的是，宪
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① 颜惠庆：《1877—1944 年的东…西万花筒：自传》，第 174—175 页。
第 ６ 章 军阀时代：北京政府之下的政治斗争和黩武主义
１９１６ 和 １９２８ 年之间的时期通常叫做“军阀时期”，其政治可以从两种
观点予以分析。从各省的观点需要对区域性的黩武主义进行研究，而从中央
的观点则要求对北京的法制和军事斗争进行考察。这两种观点将有助于我们
评价军阀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
从各省的观点看军阀和军阀主义
最简单地说，“军阀”是这样的人，他掌握一支私人军队，控制或谋求
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在中文中军阀是可耻的，意指没
有多少社会意识或民族精神的自私自利的指挥官；有些人认为，由于在当时
的军事首脑中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品，“地方黩武者”是更不带褒贬意义
的用语。别的一些人认为，军阀这一用语就其对文官当局的强暴和侵夺方面
的涵义来说是更恰当的。不管怎样，是“军阀所行使的那种权力而不是他的
目标形成了他的特点”。①由于许多主要的军阀拥有一省军事统治者的地位，
“督军”一词大体上便被用做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同义语。
军阀是形形色色的一批人，对于他们的品格和政策的最一般的概括也难
以避免许许多多的例外。在袁死后的头两三年，那些最突出的人物都曾是清
代军事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他们的道德价值观还固着于儒家的模型。例如段
祺瑞（１８６５—１９３６ 年），如前一章所述曾是一个分布广泛的军人派系的首领。
他在袁的政府中任陆军总长，袁死时是国务总理。①
冯国璋（１８５９—１９１９ 年）的经历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段。冯也毕业于北洋
武备学堂，并成为袁世凯建立一支新军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期间，冯在
袁迫使宣统让位并成为总统的政治花招中，用他的军队帮助了袁。从 １９１３
年起他是江苏的都督。１９１６ 年他当选副总统，但仍留在他南京的总部。尽管
冯缺乏段那种聚集追随者和激励忠诚的才能，但他有广泛的联系，并从 １９１７
年起越来越显露出是一个政治上的对手。②
一个更明显的传统拥护者是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 年），他忠心耿耿地为满
族人服务，从皇帝那里接受过殊荣。他命令部队保留他们的辫子，作为对朝
廷忠诚的标志，并干预已经垮台的皇室的命运。外国人把他叫做“辫子将军”。
１９１７ 年他曾使满族皇帝短暂地复辟。③
到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期，第二代军阀开始出现，很多出身非常低下。
例如冯玉祥（１８８２—１９４８ 年），他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
教育的农家孩子。由于非常勤奋和幸运地与一个北洋军官的侄女结婚，还由
于练兵的才能，冯在军事等级制度中稳步上升。他以中国传统的和近代西方
的混合的学识教育自己。他于 １９１４ 年接受了基督教，部分地是因为基督教和
他在一定程度上的清教徒似的倾向一致，部分地是因为他懂得信奉基督教可
能导致外国援助；在他一生的鼎盛时期，他以基督徒将军而闻名遐迩，他的
部队因激昂地演唱基督教赞美诗以代替进行曲而出名。冯很相信儒家关于政
治领导中道德力量的作用和政府对民众的责任的看法。他给他所统治的地区
① 史扶林：《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军阀模式是否贴切？》，《亚洲季刊：一种欧洲杂志》，3（1975 年），
第 195 页。
① 严格地说，段祺瑞不是一个军阀，因为他在 1916 年以前曾经为了有利于在北京的高级职务而放弃对军队
的直接控制。但是，很多军队指挥官把他看做导师和领导人，使他成了一个主要军阀派系的公认首领。参
见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 330—335 页。
② 同上书，2，第 24—28 页。
③ 同上书，1，第 68—72 页。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紫禁城内的微明》，第 146—156 页载有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