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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没有五运六气的学说做纲领，你摸了一百个人的脉，要是你感觉迟钝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人的脉全一样；要是感觉灵敏点的话，你又会觉得一人一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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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造成有的人觉得学脉难从而否定脉象。这也是当今好多中医学不会诊脉的原因。抛开“五运六气”学说，脉学就是一团乱麻。
我小时候也因中医的不确定性而对中医颇有微词。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来者的地域越远，母亲摸脉的时间就越长，问的越多，全身看得更仔细。开药时，往往是投石问路，观察药物反应，观察几天后才真正下猛药。我当时也奇怪，母亲为什么看不准呢？
了解了“五运六气”后我才恍然大悟：一个中医就象一个农民，中国农民种地是紧扣节气的。一年四季寒暑的变换被分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播种、插秧、收割，每个步骤都要求天时地利，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即使只是几天之差，产量也会截然不同。农谚，作为“耕作宝典”，为农民所用。象“羊马年，好种田”这样的谚语为农民深信不疑。小时候听奶奶说： “春分有雨病人稀”，“大寒不寒，人马不安”，也往往言中。这，被称之为物候，物候学现在是门科学。
“五运六气” 是中医看病的物候，正如农民一看季节就知道怎么处理手中的种子，一看庄稼的长势就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样，中医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侯决病法。
中医把握人的生长节律与日月的关系，这不是中医主观臆定的，而是客观存在。春季应是弦脉，出现洪脉就是病了，把脉调得与季节相应就是治病，中医就这么简单。女儿的师博在治妇女不孕症时，就致力于将妇女的月经调得与月律相应。他说，少有妇女月经与月律一致特别是在望月来月经而患不孕症的。
可如果突然把北方的一个庄稼汉送到海南去种地，或给他一把南方的种子，他就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就会观察、了解、思索并且适应，所以，中医有地域性。
女儿的师傅每天一上午要看五、六十个病号。女儿给每一个人摸脉，她师傅对好多人竟不再摸，直接开方。因为他不用摸脉也能判断出这人是什么脉。因为来看病的人越多，他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越能知道人们整体的“病”。 这就是中医治病的体系性和可重复性。这使他看上去很“神”。
和女儿的师傅在同一所医院里的中医也有年龄很大的。可诊室的门大开着，却很少有人登门求医。女儿和他们聊天，回来对我说，这些医生并不是学识不够而是他们无从把握物候，因此无法看病。因为脉象是不确定的，整体的脉象也是处于动态中，如果中医不一直身处这一动态之中就无从把握脉象。所以，一个中医博士不会看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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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读的书少，不是他水平不高，而是中医这东西根本就不能脱离实际。如果学习诊脉的过程是断断续续的话，是用学书本知识的方法，不但什么也学不会，还得走向自我怀疑，所谓的中医不好学，是因为脱离了实践就无法学。
女儿走到哪都给人摸脉。她说，我不能停下来，不能间断，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一直掌握着脉候。如果我很长时间不摸脉了，那么这一地区，这一时期人们的基本脉象是什么样我就不掌握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突然让我诊一个脉，那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
女儿问我，我姥姥最早开始行医时是怎么掌握物候的？我告诉女儿，我母亲24岁行医。骑个毛驴，走乡串户，主动上门给人看病……女儿对我说：给我买个吉普车，我毕业后开车下乡，要是坐在城里等，就会象那些白了胡子也还不能看病的中医一样毁掉中医。
几千年来，我国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4；在气候与疾病的相关性分析上，中医掌握着特大的临床样本。这样持续几千年的观察和积累是世界上任何别的医学都办不到的，尊重来自远古的生活经验，中医并不深奥，亦无所谓古今，它就存在于人类经验当中。只要我们置身于实践中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农民为什么容易接受中医？因为其理相通。我比较注意观察农业现代化，农业能现代化，中医也能现代化。基因工程要是能改变人类种子，中医也能用新方法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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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中，我们把每一天叫“日”，一天的时间是以日的运行来记的。而每个月，在古代我国是以月的运行来记的，于是，年也是以月来记了。可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实际上是属于阳历范畴。，是以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来确定的，它的测定又是以浑天说，也就是地球是园的为基。这说明，我们古人想尽一切办法，使主观意识与客观规律一致。古人的经验总是在把我们引向客观，正确，和接近真理。
古人把人所受到的来自日月的双重影响，用阴阳来表示，解释，对应………时时用实践来校正和充实使之符合现实。经过历史的淘来荡去，留下一条清晰的河床，这就是中医理论了。如果把中医理论象摊煎饼一样摊进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很简单，很自然，很真实，也很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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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地球上的生物是受日月的双重影响，那么，在制定历法上，中国古代使用阴阳合历就成必然。干支六十年是近月会合周期与回归年的会合周期，它表明以冬至为参考系的地月日三体最小相似周期为六十年，这一点与自然规律也是一致的。这使我想到，要么是古人的寿命不象我们想的那么短，要么就是代代相传的记录和观察严密得如同一个人的永生才能观察得如此贴近自然。光说我们中国人重视传统，讲子承父业，讲师传，因为没有这样的传统很多观察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在六十年这样一个循环中，月日对地的交互作用，形成细微差别的地球物候，在中医上用五运六气来表示。五运是，金、木、水、火、土。六气是，风、寒、暑、湿、燥、火。一提阴阳五行，现代人就头大，搞不清它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东西没那么复杂，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比如，当我们认识温度这个概念时，我们用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去把握它。当零下二十度时，我们说是冷，可这冷中没有热的成分吗？它比零下三十度是不是热了十度？当我们在零上三十度时说热，这热比四十度是不是凉十度？所以，我们说阴的时候，不等于说阴中无阳，说阳的时候不等于说阳中无阴，那么阴阳所体现的不同的度，我们就用五行来代表，所以，五行是阴阳的不同状态。我觉得阴阳五行是很实用的模糊数学，从这一点上说它是先进的并不为过。
当阴阳五行这样一个体系建立起来时，它就成为医家的“法”。如今在中西医之争中有一个中间派。提出只要中医的药方，不要中医的理论。这种只要方不要法的做法正是我当年想学中医时对母亲提出来而遭到她断然拒绝的。我当时想，母亲治再生障碍性贫血，治银屑病，治不孕症等绝招教我几个，我此生就不会遇绝境而不能逢生了。我很长时间不理解母亲怎么会这么迂腐。现在想来，只有方没有法，中医就没有再生能力，就不能自我校验，就不能调整与时与地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与时俱进。法，是中医的生命。
如果没有人体的随季节而产生的生理变化，阴阳五行对中医就毫无意义。女儿说，每当季节交替之时，第一批上来的病人几乎都是“时令病”，就是身体节律与季节没有同步而出现的不适。而这批病人，往往又可以作为把握其它病人的标尺。因为医生对时运的把握是要通过他所面对的病人才能具体。他要在病人中树一类典型，当作标尺，作为当下时运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中医来说，他的病人越多，他看病的准确程度也越高，效率也越高，因为一个个病人在他这个当医生的眼里相互间都是紧密相联的，可互相参照，个体是整体物候的一部分，病人越多，他对物候的判断越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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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越好。所以，病人少的医生，他用来把握和判断物候的基数太小，影响其准确性，就会出现病人少的中医会试探着给人治，先后用好几种方法。因此，我让中医看病不轻易换医生，就是给医生充分了解病体的机会。
这样一来，有的老中医给人看病颇有点象老农卖瓜，捧起一个瓜用手一掂：“六斤！”又一拍：“保熟！”这时你非让他拿出证据来，他真拿不出。不过你可以找称去称，找刀去切开看。当年我到队里瓜田去取瓜时，从来没有向老农这种做法讨要科学依据。农民对中医要比有的科学家理解的到位，这并不是中医不科学的证明，也不是农民愚蠢的证明。其实毛主席比较明白这个道理。
现代生活日益脱离自然，使我们以为我们与自然没有多大关系。然后西方科学家开始陆续发现了“生物钟”，发现了“生理节奏”，又发现夜里不适合搞体育锻炼，发现用日光可以治疗失眠症……说实话，因为我一直密切关注和追随着科学发展，所以这样一些科学新发现把我一步步地推回到我母亲那里。相比母亲当年说的，这些新发现只是方，不是法。这些方可以不用科学去发现而用法就能推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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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西方人比东方人聪明，知识分子比体力劳力者聪明是偏颇的。我不认为拿着枪的人比手执长矛的人聪明。现代人有技术，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