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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由故官拾得之妻处购得一青绿玉，四寸方，三寸厚，经监察御史杨桓鉴识篆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为即秦玺而进献。其实此即宋哲宗朝奸臣假造的“传国玺”。此伪秦玺至元亡，顺帝挟之走沙漠，犹自夸“我有传国宝”。其后不知所终。
至于清太宗所获自察哈尔一玺，非元顺帝挟以北走的伪秦玺，而是另一唐朝以后所制，为元顺帝走沙漠时所失落的玉玺。《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有元玉玺，交龙纽，镌汉篆曰：“制诰之宝。”顺帝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有牧山麓者，见羊不食草，以蹄撅地，发之乃玺，归于元裔博硕克图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尔衮令额哲献于上。
据此可知，由察哈尔发现的玉玺，非宋玺，非石氏玺，非晋玺，更非秦玺，清史铁记太宗得“传国玺”者皆妄。但此玺为唐以后所造，而来自元宫，则确凿无疑。
征服察哈尔，皇太极建立大清（1）
至于太宗征服察哈尔，则为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当时满洲三面受敌：西面的明军；东面的朝鲜；西北的察哈尔，明朝称之为“插汉”，为内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强者三部：一为科尔沁，居内蒙东部，当辽东之北、黑龙江之南，与满洲密迩；二为鄂尔多斯，居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尔，居内蒙中部，包括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尔更为强中之强。
科尔沁酋长姓博尔济吉特氏，亦为元裔，曾参加“九国联军”之役，其后化敌为友，和亲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庄后，以及多尔衮、多铎的福晋，皆出此族，与清朝世为国戚，其后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察哈尔为元顺帝嫡系子孙，所以酋长称“汗”。其时的林丹汗雄桀为内蒙七部酋长之冠，一向轻视满洲，且倚仗士###盛，侵凌同族，与科尔沁更是极不相能。而明朝“行款”笼络“西虏”以制“东夷”的“西虏”，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满洲的大敌。
天聪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后，太宗静待祖大寿举锦州来降，暂无举动，因而用其兵攻察哈尔，林丹汗率师西遁，太宗降其部众数万，收兵而返，并未彻底解决。至天聪七年六月，向臣下征询：“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都以为应先征明，但太宗一则不愿与祖大寿交锋，再则打算着相机攻林丹汗，所以沿长城西行，由龙门关入口，纵掠宣府一带，兵围大同，死伤甚众而无功。
闰八月将班师时，有一意外喜事，《清鉴纲目》卷首《平定内蒙古》载：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滩，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
额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金却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数人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聪实录》载：
八年闰八月辛亥，察哈尔国林丹汗……窦土门福金携其国人来降……众和硕贝勒等公议奏云：“天特赐皇上察哈尔汗窦土门福金，可即纳之。”上固辞曰：“此福金朕不宜纳，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当以与之。”代善等复力劝上纳……曰：“此福金乃天所特赐，上若不纳，得毋拂于天耶？上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于义而荒于色，臣等岂特不劝之纳，有不于上前力谏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纳则臣心欣悦，不纳则激切滋甚矣。”……上因思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雌雉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纳，恐违天意，于是纳福金之意始定……护送福金多尼库鲁克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欲庆之至矣。”
代善等力劝太宗纳窦土门福金，即因一开其例，诸贝勒便可“人财两得”；护送者亦认太宗能纳，则以此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额哲以此为仇，故不能不踌躇。下一年，太宗命多尔衮招抚额哲所部，《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九年二月，上命多尔衮同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统兵一万招之。四月至锡喇珠尔格，降其台吉索诺木及所属千五百户，进逼托里图，恐其众惊溃，按兵不动。额哲母业赫，贝勒锦台计女孙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为我大臣，遣宣谕慰抚，额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锦台计即金台吉。前面谈过，他是太祖的内兄，亦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尔赫尔，其女归林丹汗，生额哲。阿什达尔汉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战功，太宗时“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来的“理藩院尚书”。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额哲生母。
除了窦土门福金及额哲之母以外，林丹汗还有三个妻子：一个叫囊囊，一个叫伯奇，一个叫俄尔哲图，此时从额哲的身份而言，称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劝代善纳此妇，代善不愿，《天聪实录》九年七月载：
上纳察哈尔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谓大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尔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数次，代善对曰：“人虽名为大福金，但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闻察哈尔汗尚有大福金苏泰太后，待其至，我将娶之。”
此“苏泰太后”即额哲之母，《蒙古源流》称之为“苏台太后”。而囊囊太后为“多罗大福金”，满语“多罗”译成汉文为“理”，此“理”字有多种解释，在此作“正式”之意。满蒙部落酋长多妻，辄称之为“福金”，即汉语“夫人”；而称“多罗大福金”，表示林丹汗生前经过仪式正式迎娶的妻子，纵非元配，亦为继配，所以太宗谓之“有名”。但既为元配或继配，年龄与林丹汗相差不远，老丑而又无赀，故代善不欲。而苏泰太后则太宗以济尔哈朗爱妻已亡，早以苏泰太后相许，他说：
“先既许弟（按：济尔哈朗为太宗堂弟），后复与兄，是无信也。朕言既出，岂有更易之理？此福金可娶之。”往谕数次，代善不从。时阿巴泰贝勒（等）闻之，奏上言：“此福金因无财畜，故大贝勒不娶。臣等若早闻许大贝勒之说，亦必劝止。此人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金，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也。”
按：所奏之言，文义稍有未协。意谓代善不欲娶囊囊太后，不妨听之；如早闻太宗有此意，亦必劝阻。此下有一段没有说出来，而太宗自能意会：囊囊太后虽老丑而无财畜，但她的名号在察哈尔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有异心，可利用为工具。因劝“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即为防微杜渐，预遏乱源之计。
于此，我又别有看法：代善之不欲娶囊囊太后，既非嫌其无财富，亦非嫌其老丑，只是避嫌疑、表心迹，小心谨慎而已。只看他推辞的理由，只因“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便知是托词。以后，代善娶了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而察哈尔的三太后——伯奇、俄尔哲图、苏泰，由豪格、阿巴泰、济尔哈朗分娶。元玺即由苏泰太后带来，为额哲换得一个亲王的封号。
察哈尔既平，朝鲜则于天聪元年，曾为二贝勒阿敏所败，订盟约为兄弟，力所能制，亦无后顾之忧，而又适得元玺，遂有中原之志。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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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贰臣立功（1）
既即帝位，当然要获得邻国的承认，遣使征聘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不肯推戴。按：朝鲜之于明朝，始终不贰，至清初犹然；此中有个特殊的原因：明成祖生母碽氏，籍隶三韩，所以他是朝鲜的外甥。李朝各王，向来事明犹父；而明朝之于朝鲜，保护亦不遗余力。由于有此深厚渊源，所以不愿事清，因而引起战争，《清鉴纲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亲率大军，再伐朝鲜，渡汉江，克其都城。（朝鲜王李）倧奔南汉山城，告急于明。明舟师出海，守风不敢渡；而太宗围南汉山城急，破朝鲜诸道援兵，获倧妻子于江华岛。倧惧，始遣使乞降，弃兵械、服朝服、献明室所给封册，而躬自来朝。太宗见之于汉江东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鲜世为臣仆者二百四十余年。朝鲜既服，皮岛势孤，太宗遣兵与朝鲜夹攻取之。
其时明朝方苦于流寇，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庇护藩属；而朝鲜总以为天朝大国，不管满洲，还是流寇，无非跳梁小丑，只要出兵，无不克取，寄望甚深，因而态度强硬。及至登莱总兵陈洪范出师阻风，清朝又大破其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颇为彻底。太宗先虏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多人；和约既成，仍留朝鲜两王子为质子。至于征朝鲜得济，则由于孔有德之降清，为袁崇焕操切从事杀毛文龙的后遗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清朝所封的四异姓王。顺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子为桂王部将李定国所杀，嗣绝、爵除，是故康熙年间，止称“三藩”。
孔、耿皆为毛文龙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以陈继盛代领部众，孔有德认为不足与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用为参将。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骑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纪律无法维持，而孔有德犹以军法从事，军心更为不稳。行至德州以北的吴桥，为部下劫持，终于造反，于是回军自西而东，一路大肆掳掠，王师变成土匪。到得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辽东同乡。登州对岸的旅顺，以及旅顺口外的广陆岛，驻有副将两员，亦举兵反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两支叛军合流，声势甚壮，孔有德自称“都元帅”，登坛拜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