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界一般说安全第一，疗效第二，药理上看，反应超过5％就不能临床应用”。对于红光文中重申的这一常识，俞反驳说，“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是旧框框，根据辩证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理论内经上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甚至举例说，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
俞昌时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将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事实证明，俞的忧虑并非多余。
蔓延
2008年，北京收藏家赵庆伟得到一本《鸡血疗法》小册子，1967年7月由“小汤山革命造反大队”翻印。这本册子里提到，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组“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称这一疗法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
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回忆当时“打鸡血”盛况时说，“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一个网名叫“金师爷”的北京市民回忆，1971前前后，到西双版纳插队两年的他获得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权利，回家后第一天的凌晨，就被鸡叫给惊醒，“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北京人竟敢私自养鸡只？”听父亲介绍后，他才知道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一个广泛流传的秘方是，白色、一点杂毛都没、叫声好听、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可治百病。“因为我在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当卫生员，所以街坊四邻听说我回京后就请我给他们打鸡血。”“金师爷”说，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能将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宣武医院了解情况，看见注射室门前排成长龙，人人怀抱公鸡等待注射，“这就增强了我为人们打鸡血的信心”。
“金师爷”先为邻居郭大爷打了鸡血，回到西双版纳后，“前后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还回忆，除了打鸡血外，他还用过当时流行的土法子，将一些中药蒸煮过滤后，“直接扎进病人屁股”。而不良反应，“怎么可能没有？那个时候，人们一是胆大，第二确实缺医少药”。
余音
直到2004年，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出版的《一万封信》里，还收录了一封“骗子”来信，此人向她推荐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时大夫发展为肌肉注射，我改为穴位注射，在鸡心脏采血，每次采50，间隔一天再采，鸡不会死。”
1990年代，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会”中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换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鸡血。到一九六六年春，“*”来了，这“秘方”，秋风扫落叶一般，“接着，全中国的小公鸡遭了殃”。后来，许多人提到“打鸡血”一词的来源，都引自这篇文章。
桑晔写此文的由头，是三本宣扬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的书，其中一本附着录音磁带，据说那磁带已被大师“注功”，气已转换成磁；买回家塞进录音机一放，磁又转换成气，治癌，没癌治杂症和消灭“隐生癌细胞”。这篇题为《国人梦已醒？》文章发表于1992年4月。文末，桑晔说，“我想已经说得够多了；只是盼望在流行歌唱的那‘昏睡百年，国人梦已醒’之后，醒了就练功的人，能稍稍少一些就好。可别真像那坏笑话所言：有人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中央大国，上帝说：‘为的是在我寂寞时看看他们在玩儿什么’”。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1）
年轻时的刘思远和儿子 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上，现年91岁的刘思远作为国民党第29军士兵，亲历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
文/国家历史特约 方军
1937年7月7日夜里，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在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在卢沟桥以北进行军事演习。夜11时许，日军扬言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内搜查，并鸣枪示威。中国方面表示可以代为查找，但拒绝日军入城。日军即于当夜炮击宛平城，并调兵一营，偷渡到运河以西，从东西两面夹击卢沟桥。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抡起大片刀向侵华日军冲杀而去，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29军在卢沟桥上亲历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2007年卢沟桥事变70周年，全国幸存的29军老兵在卢沟桥上进行“最后一次集结”，当时只来了9位原29军官兵，其中年龄最大的94岁，年龄最小的也有88岁，随着老兵们的凋零，72年前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越来越少。
91岁的刘思远是陕西省亲历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中唯一幸存者。他是山东省菏泽（曹州）县人。1931年，刘思远父母均已过世，而日本帝国主义又强占了东北三省，在濒临战火硝烟之时，16岁的他离乡投军。1936年，刘思远在北京经表兄郭祥民介绍参加了原属冯玉祥西北军的29军，被编入29军37师220团，军长为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37师师长冯治安、220团团长戴守一。
保卫卢沟桥
刘思远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我们29军官兵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奋勇杀敌。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作为侦察员我和战友已经被盘踞在丰台的日军抓住一次。日军把我们关在一个大宅子中。当月黑风高之时，我们趁日军哨兵打瞌睡，互相磨破捆绑的绳索，翻身上墙，逃了出来。回到连队，连长奖励我们一人三枚大洋。
卢沟桥事变之夜，敌人曾多次向守卫卢沟桥的219团挑衅，置我方警告于不顾，驻扎在丰台一带的日军约一个师团，以打野操为名在夜间进行军事演习。7月7日晚，他们在实弹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在打野操中被我方守军扣留于宛平县城，要强行进城搜查。我守卫部队下令紧封城门、加强防守。日寇迅即割断四周电线，对我守军层层包围，接着向宛平城开枪射击，并炮轰卢沟桥。
刘思远所在的37师220团当时驻扎在颐和园附近，听见炮声后，急电联系卢沟桥守军。但通讯中断，联系不上。220团立刻遣人前往打探，结果发现四处交通要口布满铁丝网，日寇岗哨林立。得到消息后，37师即从全师各团选拔精壮士兵，组成200多人的“奋勇队”，前往保卫卢沟桥，刘思远即是其中之一。
91岁的刘思远回忆说：“我是山东人，卢沟桥那阵儿，我身高体壮、年轻气盛。1936年进29军以来，我每日坚持严酷的军事训练，抡起大片刀那是呼呼生风、镲啷啷作响，即使是三个日本鬼子也近身不得！尤其是近战、夜战，我们29军的大片刀更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
“奋勇队”受命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赴卢沟桥阵地。为使士兵在黑夜之中有所标志，“奋勇队”成员都身穿白背心，臂扎白布巾，每人带短刀一把、手榴弹四颗。部分人员配胶把钳子、斧子、剪子，以拆除敌人设置的铁丝网。
7月7日深夜，“奋勇队”成员作为尖兵，趁敌人不防，剪掉敌人布防的铁丝网，猛力向敌巢穴投掷手榴弹。敌人受惊后倾巢而出，发疯似的与“奋勇队”白刃相交。“奋勇队”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手持钢刀，狠狠地回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2）
刘思远回忆道：“在紧急搏斗中，我眼见一个鬼子兵端着凶器，用‘先刺后挑、开膛豁腹’的手法向我胸前刺来，我拼命用短刀朝下压拨敌人的刀尖，鬼子兵又用刺刀猛地朝我肚膛挑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迅速向左闪躲，欲谋回手，不料被鬼子刀锋刺伤了右腿股部，顿时血流不止。”
“奋勇队”与37师的紧密配合，将日寇砍杀了个措手不及，血流遍野；而我军仅有少量伤亡，卢沟桥尚得防守。
负伤
敌人败逃后，37师支援部队进城与219团会合，商定除留适量兵力守桥保境外，余部随219团团长吉星文驻回西苑。
7月7日夜晚激战之后，日军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其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