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的价格在市场上一路狂跌，从1银元兑100元人民币，跌到1银元兑1800元人民币，到6月8日，银元价格已经涨到2000元以上。当时的市民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煤、布等紧俏商品，或者换成银元，甚至人民币早上从人民银行发出，当天晚上就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
人民币在上海站不住脚，就意味着共产党站不住脚。为了挺人民币，人民银行在6月6日曾抛出银元10万枚，不料竟如泥牛入海，一点响动没有就被吸干了，银元价格巍然不动。
6月7日晚，*华东局举行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强力查封银元交易的中心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在会上说：“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6月10日上午8时，华东警卫旅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乘10辆大卡车直扑位于上海汉口路的证券大楼，迅速将其武装包围，另有1万多名工人学生在外围封堵，此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率领的200余名已经穿便装进入大楼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喝令所有人员不许动，大楼内的投机商们顿时呆若木鸡。
那一天，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千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千多万，第二天，《华东区金银管理办法》公布。此一役，用薄一波的话来总结，“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他还说：“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这种观点，首先要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如果只是埋头于具体的经济事务……就可能变得头脑不清醒，甚至迷失方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旧上海 新上海（4）
银元风潮被压下去以后，上海新政府紧接着就面临粮食和棉纱的物价飞涨。6月24日，涨价先是从棉纱开始，米价随后跟上，涨到最高潮时，已经是5月底时的13倍多。
而共产党政府对付涨价的办法是大量调集物资抛售。7月中旬，国营的上海粮食公司抛售的粮食总量已经占到市场成交总数的36％以上。然而政府抛，粮食商们就吃，抛多少吃多少。一时粮价仍然有升无降。
但是粮食商们没料到，他们要对付的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可以调集全国的资源，而且不计成本。1949年11月，上海市粮食公司抛售的大米总量相当于8、9、10三个月抛售总量的三倍半，是8月份的10倍。粮食商们终于顶不住了。同时，政府采取收紧银根的政策，征收税款，收缴公债，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用薄一波的话说，这叫“资本家两面挨‘耳光’”，他们完全失算了。
物价就是这样稳定下来。“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薄一波写道，“那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费和粮价差不多，销价不提高，都是国家补贴。赔钱做买卖，私人是不会干的。”
“税务魔鬼”
1949年*面临的通货膨胀，不仅在上海，在武汉等一系列大城市中都在发生。此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军费开支仍然浩大。政府的财政压力可以想象。这时政府有两种选择：或是增发货币，或是增加税收。12月19日，*中财委第8次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弥补赤字，权衡的结果，大家一致同意多收税。陈云说：“世上没有点金术，也没有摇钱树，又要养活900万人吃饭，所以路只有两条，印钞票和增税。靠印钞票的路我们不能走。”中财委给*中央的报告说：“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
这样，作为上海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任务就非常重了。入城之初，顾准遵循“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宣布国民党政府原有的各项国税市税，仍暂继续征收，只取消了保卫团费等6种捐税和一些重复收的捐税，而且旧政府中的税务人员，除少数部门裁并，开除了几十名劣迹斑斑者，其余基本接收下来。收税的原则，采取“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大街小巷贴满征税布告，顾准当时与公安局长李士英一同成为“出布告最多的”局长。虽然政策比较宽松，但从6月到8月，税收收入相当可观，征收实绩已比国民党时代高出了好几倍。到8月，上海市政府已经可以收支相抵。
作为当时共产党政府的高级官员，顾准与家人住在愚园路的一幢高级洋房里。他的生活方式很奇特，住宅非常高级，生活却极为简朴，拥有秘书、警卫、司机、保姆等9名工作人员，彼此却以同志相称。接管者顾准身兼数职，每日奔波在几处办公地点，经常连饭也吃不上。但这种紧张忙碌反而让他斗志昂扬。在实现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后，10月，顾准又有了一个想法，他建议与时任地政局长的汪维恒联手，以地产税回收“跑马厅”等当时由外国人占着的大批著名建筑及用地。尽管在解放前，1943年汪伪政府就收回了租界，但却无法解决大量遗留问题，这些建筑仍是外国人的。二战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对租界里的外国建筑开征地价税，但税额既低，又常减免。顾准此时的想法是：现在完全可以对这些黄金地段上的建筑按新的，高得多的标准征收地价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旧上海 新上海（5）
这些外国建筑，昔日多是灯红酒绿的场所，解放后就已经客源寥寥难以为继，顾准的新税单一道道发来，加上拖欠的罚单，逼得这些十里洋场的冒险家们走投无路，纷纷找到上海地政局专门成立的中华企业公司，一面咬牙切齿地痛骂共产党“税务魔鬼”，一面交出房产，抵销税金。顾准以这种方式收回了跑马厅（今人民广场）、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馆）、华懋饭店（今锦江饭店）、法国总会（今花园大酒店）、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等。
两难境地
尽管从1949年10月起，上海市就开始向中央上缴巨额资金，但是*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仍是有增无减。1950年2月，中财委在京举行全国财经会议后，给上海的任务是，在3月份内要征收公债和税收各3000亿。当时上海刚刚经历了2月6日的国民党飞机轰炸事件，500多市民被炸死，供应上海80％电力的杨树浦发电厂遭到毁灭性打击，工业电力供应几乎停止。上海市委致电中央请求减少征缴数额，被中央复电严厉批驳。后来上海市委才知道，苏联空军马上要进驻上海了。
而收3000亿公债和税收的任务一点不能少。顾准在他的《顾准自述》中写到这段历史：“用正常方法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通过重罚来完成这个任务，我称之为‘非常征税’”。具体说，就是派工作人员去查账，查出问题就从严解释税法，从重罚款。顾准的老战友后来对《顾准全传》的作者高建国回忆道，顾准当时多次皱着眉头对他们说，“这次，我在税收任务和对资（产阶级）政策之间夹扁头了。”
当然，尽管“夹扁头”，顾准仍然忠实地执行了中央的决策。而这种“非常征税”的后果之一，就是被逼急了的上海资本家不断有人放出风声要杀顾准，公安局不得不专为他配备了两名专职警卫员。
而且，这种“非常征税”将顾准与中财委在征税方式上的矛盾给激化了。中财委一向主张的收税方式，是“*评议”，这种方式来自*在打下济南和石家庄后的作法。即先确定一个全市某一时间段的征收总额；再把这一税额摊派到各行业；再在各业范围内分摊到各户。分摊采取各业各户自报公议的办法，即为“*评议”。
顾准进了上海后一直反对在上海搞“*评议”。他的理由是：上海的工商户大的如永安公司近似垄断资本，小的就是路边的烟纸店，多如牛毛，彼此间差距又如此大，在一个行业公会中如何“*评议”？这种评议在经济不太发达的中小城市还可行，到了上海，“只能有二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征税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
在上海，大一点的企业都有健全的账簿，完全可以依税计征，所以顾准的方法是“自报，查账，店员协税”，后来又建立了一个“特约查账员”队伍，对重点户“专户专管”，这实际已经是比较现代的手段，在今天的税务工作中，基本也还是这种方式。
两种收税方式，今天看起来只是具体方法之争，而顾准以一个了解上海并懂得经济的年轻专家，颇有些恃才傲物，多次对上级的指示不以为然，最终为个人仕途上的根本转折种下了恶果。
应该说，在上海，“*评议”的收税方式一直就没有真正实行过，即使是在顾准离任以后。但是上海税收对中央政府的贡献，是人人都承认的。《顾准全传》中引用的一个数字，是1950年底，统计报表显示，上海的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22％，而按高建国对当年亲历上海接管的*老干部的采访，当时来自上海的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强到三分之一。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旧上海 新上海（6）
离别上海
顾准说，他当时在税收任务和对资（产阶级）政策间被“夹扁头”。这个对资政策，在1948年时，曾被刘少奇阐述过。当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提出，*革命胜利后，中国还不能马上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他说，我们（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当时，毛泽东也表示同意这个说法。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讲了著名的“剥削有功”理论，因为*当时很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在中国工商业中占了主体。在上海，在顾准当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时代，他所面对的缴税对象，基本全是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到了1952年，形势开始不同了。
一方面，是国家扶植的国营企业越来地盘越大。政府从几次同私人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