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换言之，共产党人试图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来利用私营工商业原有的市场网络，从而用土改的成果来换取私营工商业产品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挫折，这反过来使他们加速建立国营的统购统销网络和工业生产体系。双方的“蜜月”恰恰是是在新政权充分掌握了金融与产品两个市场后才宣告展开。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被强行封闭后，双方的博弈集中体现在“两白一黑”（大米、纱布、煤炭）的产品之战上，其间种种惊心动魄的刀光剑影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此后数十年中国经济模式的走向。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方面封锁上海口岸，当时上海存粮不足1亿斤，仅够半个月的消费，存棉只够纱厂开工1个月，煤炭只够烧7天。投机商利用外国棉花进口困难和粮煤紧张，掀起了以粮食、纱布、煤炭为主的“七月涨风”。从6月23日至7月30日，整个物价上涨1倍。其中7月11～16日的6天时间里，米价上涨96％。7月，*中央派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由陈云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五大区的财经工作会议，决定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保证上海需要的粮食、棉花和煤炭。通过行政机构采取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和配售平价米等三项措施，到7月底物价转向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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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涨风”平抑之后，经过二三个月的平稳时间，又出现第二次较量。在10月旺季到来的时候，投机商以纱布为突破口，掀起了比7月更为猛烈的“十月涨风”，这次以纱布和粮食为主，形成全面暴涨，范围遍及全国，时间持续达50天，是上海解放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物价波动。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棉纱上涨倍，棉布上涨倍，大米上涨倍。在*中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直接指挥以及全国调度下，11月25日，上海与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纱布，并且边抛售边降价，在上海粮食、煤、食盐等主要商品批发市场上，也与投机商进行物资吞吐博弈，又一次稳住了市场物价，并使投机商“两面挨了耳光”（一面借的钱要付高利息，一面物价下跌赔了本）。
第三次是1950年的“春节抢购风”。投机商认为农历新年休息停市过后，到节后开盘时粮、纱价格必定上涨，于是在春节前拚命抢购粮食和纱布，准备在春节开盘后大干一场。此时在经验和物资准备方面都很充足的上海市政府，以充沛物资为后盾在开盘后保持原价大量供应市场，不到3天，投机商又败下阵来。
回眸这段时光，可以清晰发现此后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话语和观念都诞生于此际，比如“统购统销”，比如“全国一盘棋”，比如对市场波动的厌恶——至今一些史书仍这样形容那场博弈的成果，“把上海由受投机资本操纵、危害国计民生的市场，改变为国营经济领导下为发展生产、为人民服务的市场。”
而从更深层面来看，这场因为国民党封锁而导致的市场供应博弈还加快了中国经济内转的节奏。占上海总供电量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原来全厂80％以上依靠进口燃油发电，外来油料供应断绝后，电厂职工把燃油锅炉全部改建成燃煤锅炉；原来97％的燃料靠进口汽油的上海公交公司职工，经过5个月的努力，以白煤车（拖斗式煤气发生炉）代替汽油车试验成功；原来60％的原棉靠进口、占当时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上海纺织工业，逐步改用国产棉花……
随着物价逐步稳定，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市场由抢购囤积变为竞相出售，上海私营工商业出现了困难。当时许多私营企业生产无原料，产品无销路，资金周转困难。到1950年4月下旬，全市有万家工厂、商店停业或歇业，失业工人16万，包括家属在内，50余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一方面是保持城市经济活动与就业状况的高水准的目标，另一方面是保持对价格和资源使用的控制。调和这两者的关系是1949年以后城市经济的管理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本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此时已经初步大局在握的上海的经济管理者们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扶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国营商业部门开始向私营工厂提供原料，委托加工，计划订货，收购产品，开展加工订货业务。对私营商业在经营范围和价格上给出路，使之有利可图；调整税收负担，工商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召开一系列专业会议，公私方代表在一起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协商制定各行业的产销计划，合理分配生产任务，逐步将私营企业生产纳入计划。至此，计划经济的雏形已初步显现。
在*经济管理者的扶持下，上海的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军需物资需求继续增加，各地开始基本建设，土地改革以后农村购买力提高，形成上海市场的三大购买力，促使上海私营工商业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私营工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盈余总额增长；私营商业零售总额增长47％，盈余总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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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资本家所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的任何一年，成为私营工商业者们称道的“难忘的1951年”。被他们所忽视的是这一系列增长背后的另一个趋势：私营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正逐渐缩小。
“监押”中的帝国主义
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相比，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接管的经济状况要落后得多。不过在某些方面他们比其苏联同伴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比如，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基础存在于城市工人中，这些工人要求尽早进行国有化，由此关上了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的大门。而以农村为基地的中国革命者则有能力约束弱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当时仅占劳动力的约1％），以获取哪怕是属于权宜之计的外国资本家的暂时合作。此外，中国的新政权希望获得许多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同情。
中国共产党人释放的信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一份日期标明为1948年12月31日，题目为《中国的最近与预期发展及远东形势》的英国财政部报告称：“从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来的第一批报告指出，目前共产党人满足于让外国商人从事他们所能进行的商务而不加干扰，并让外国人支配他们自己的财产。”
未来的城市经济管理者确实需要一个让外国人把持的经济在现存状况下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以使中国的工人和雇主能够职业性地熟悉复杂工业与服务业的方法。此前中国工人几乎被禁止参与生产的技术过程。一些干部在进入大城市时不知道如何使用电源开关，很多小战士来自北方的小村庄，从来没进过摩天大楼，更不用说电梯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根据英、美、法等国在水、电、煤气、交通等行业的特殊地位，为了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对问题较多或与城市经济生活相关的，主要是公用事业中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如美商电力公司、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英商电车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等，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派驻军事特派员或联络员实行监督；一般企业则由公用局派驻业务联络员。对于其它行业，包括在国际经济正常往来上尚有作用的外资银行、进出口企业、轮船公司以及外侨赖以生活的小工商业，则允许继续经营，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也允许外商继续投资。
但双方的相处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蜜月”。人民政府废除了传统的帝国主义者的特权，重建了被帝国主义者控制了数十年的关税权力机构，在外汇和外贸方面实行了垄断，中国经济向内转的趋势，原有的私营工商业伙伴被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凡此种种都必然极大缩小了外资在华企业的利润空间。
当然，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大陆的统治力量之前，不少企业家就已观察到了他们享受了多年特别条约特权的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多地加紧控制经济，包括禁止纯外资公司经营采矿业，并强制实行外汇交易控制的更严格的规定。
这种自立的新立场是和要求建立与前帝国主义列强新型经济关系——一种基于平等的关系——的愿望相伴而生。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应该立刻结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民政府拒绝承担因抗日战争引发的向外国企业赔偿的任何责任。
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施加给外国企业的那些困难，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较早前那种较自信处理方式的延续。然而，除了因为后来的朝鲜战争导致的对美国和英国资产的报复性征用之外，上海的城市管理者大体上规避了直接征用外国资产，而是更倾向于采用一种“监押”的手段，让外资企业努力适应新的非垄断经营局面，直至后者发觉这样的竞争态势无法忍受，愿意主动交出自己的资产和企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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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上海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命运便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全盛时期，该公司曾拥有117部有轨电车，38部电车和74部公共汽车，每年约运送亿乘客。解放后，该公司不再享有公共交通中的垄断地位，日益增加的城市公共汽车和三轮车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1950年，法国人面临更令他们感到惊恐的局面——苏联专家被请来中国，并越来越多地卷入中国的公共交通事业。事实上，中国人引进了苏联生产的以美国型号为基础的无轨电车。
此外，公司还面临新的政治经济现实：工资由中央确定，不得随意解雇工人；服务价格由政府决定——在法国人看来，无法凭这样的价格抵销成本；公司利润存入人民币账户等等。
公司被迫不断提取其储备，以抵销增加中的成本，最后还不得不向中国人民银行请求金融援助。到1950年中，法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