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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秦始皇，最难以放弃的仍然是现世的享受。他几乎为自己的阴间生活准备好了一切，应有尽有，可还是无比留恋人间，这由他的三次东巡求仙可以说明。他还想在神仙的帮助下长生不死，幸亏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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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齐国临淄看都市文化形态
（见原书第七章之《最繁华的都市》）
如果要从春秋战国时期找一个天下最繁华的都市，大概没人会错过临淄。一说到这个大都会，就得再次引用一个叫苏秦的人的话，因为这个人关于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描绘，十分逼真传神，一直作为生动的美文保留下来。这段美文并且不可以用白话诠释，因为一经译为现代汉语，味道就多多少少地改变了。苏秦是一个大游士，从古书所录行径来看，他的品德面貌有些模糊，有时还多有矛盾。但有一点似可肯定，他在当时是一个真正经多见广的人物，在中华大地上纵横穿梭，是一个周旋于君王身侧的基辛格式的人物。他这样记述临淄城：“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气扬。”
从这段话中足可以看出一个足迹遍天下的人，对这个初识的东方都会有多么惊讶。不足六七十言，所传递的信息却丰富之极。我们直到今天，透过这段文字的缝隙，似乎仍然可以望见一座闹市的辉煌灯火，闻到它的人声鼎沸。这里没有记录一座大城有多么华丽高大的楼堂馆所，也没有说它的街道有多么宽阔，而只写了它所容纳的人口，他们生活的情状，特别是这些人的精神面貌。苏秦是一个长于言辞的人，不止一个战国时期的君王被他说服，所以可以想象他特别擅长文学修辞，所言难免有些夸张，但细节却并未失实。他所说的“无不”，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多有”，也就是说临淄城里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他们喜好音乐演奏，热衷于体育活动，城内主要街道万头攒动，以至于“挥汗成雨”。这显然是一个集商事与娱乐于一体的现代都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天下好事之徒，他们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这种情形正是历经了齐桓公和管仲的盛世之后，由齐威王继续推进的结果。临淄城正在走向自己的极盛时期。这里不仅有东部沿海莱夷地区丰富的物质支援，有天下闻名的大商贾的经营，还有稷下学宫的学术声望，有最为自由开放的意识形态。正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块儿，才使临淄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花花世界。管仲当年在商业与经济上的大胆设计，使齐国的这个主要城市工商业大兴，全面激活，胆大恣意的各色人物都跑到这里来了。这方面，从古至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一座城市里如果没有几个放荡的浪子，没有几个一掷千金的豪士，没有一批常做惊人之语的怪客，这个城市就会变成死水一潭。而这些人物的聚集，前提就是没有拘束，是宽松的环境和极好玩的去处。而这些正是齐都临淄的特色，它早在管仲时期就万事俱备了，单等那些特别的人物前来光顾了。
一个国家的主要城市特别是国都所在地，说白了只是各地物产和人物的汇展中心。它会准确地辐射出一个时期的国民精神、性格以及其他，就像一面镜子。司马迁说到东部沿海的齐人，曾经这样概括他们的特征：“其民阔达多匿智，其天性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司马迁将这些齐人喜欢议论、多有智慧，以及宽松徐缓的性格、开阔放达的心态，视为一种“天性”。这种地域特征实际上就在后来造就了齐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力的日益强大，以及文化和学术的全面兴起；至于方士和道家的集结，工商业的繁荣，体育和博彩业的发源，都是这种地域人文结出的现实之果。离开了土地对人格的培育和支持，离开了一种地理环境，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西方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一些市相特征，早在当年的临淄城已经开始具备了，什么博彩斗鸡，豢养宠物，酒肆歌妓，那会儿就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声色犬马的花花世界了。中国人于几十年前还不敢言论更不敢染指的一些场所，在几千年前的临淄城却是堂而皇之地存在着。那些几乎遍布于普通市民中的享乐，那些消遣和游兴，都多多少少散发出一些西方现世主义的气味。这里不像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封建古城，而更像是一个新兴资本主义的摇篮。无怪乎在今天这个经济上奋力追赶列强的时刻，有人不无遗憾地一遍遍想到了齐国。他们大概是把目光转向了临淄的缘故吧。的确，不说它的声色与热闹，单讲它的煌煌稷下学宫，这座开办了一百五十年的学府，一座相当于现代社会科学院的上层建筑的巨大机构，哪个知识分子又会不为之深深动容呢？经济、旅游、学术、商业，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齐国临淄在当时都足以拔得头筹。
今天得到世界承认的一项体育运动项目的发源地，即足球，就是临淄。当时叫“蹴鞠”，一种皮革缝制的球，按规则游戏，玩法与现在的足球略有不同。足球目前是典型的西方长技，但这并未妨碍它源于东方；正像乒乓球起源西方，却被东方人玩得神乎其神一个道理。繁华之都临淄常有盛大的足球赛事，这一点竟然也合乎现代城市的特征。苏秦记录的市民长于体育和艺术，闲情逸志甚多，这也说明了那是一个衣食无忧且安定知足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临淄城内，当一个普通市民尚且要“志高气扬”！这该是多么传神的赞誉，它足以令当代的城市人羡慕之极了。今天的城市人让外地游客看出那样骄傲的神情，恐怕是很难了。这种心志和神气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它要来自一种非同一般的个人感受。
今天，临淄旧城的发掘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考古学家果然从这里发现了许多惊叹不已的事情。比如设计精巧的排水系统，比如城区街衢的分布，比如水道与护城河，比如新城老城的演变，比如美丽的池水亭台。可惜一切既已失去，也就无法加以复原，只有墨写的文字还存在那里，风雨都磨洗不去。
东方的管仲与西方的凯恩斯，谁是重商主义的鼻祖？
（见原书第七章之《最老的凯恩斯》）
西方有个叫凯恩斯的经济学天才，是英国十九世纪出生的人，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去世。到现在为止，西方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超过了他，原因就是他的方法对于发展现代经济更为实用，效果显著。这许多年来，西方世界基本上是以他的思想，作为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他的理论著作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深奥，那一大堆学术名词解释起来颇为麻烦，但简单点说，就是以社会总需求为核心，以扩大消费来发展和刺激生产。
他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政府干预的方法，比如调节消费倾向、投资引诱等等。他指出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观因素极为重要，并明确指出这其中包括了心理因素、社会习惯和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要提高消费倾向增加消费总量，就要让国民养成大把花钱的习惯，还要有地方花钱；而这后一条，当然与一个时期所采取的社会制度有关。
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聪明，如果说它从经济理论和学术意义出发，还不如说是从人性和人的欲望出发。在他这一套理论的指导下，西方经济果然经历了相当长的繁荣期，而且这个时期直到今天还没有终结。他于是理所当然地被誉为西方经济的救星。西方冷战的胜利，凯恩斯当然是拔得了头功。
其实东方早就有了凯恩斯式的人物。这个人没有他那样一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却是相当熟悉的。这个人就是春秋末期的齐国人，是齐桓公时期国家的实际治理者管仲。一说到管仲，许多人必要去找那部叫《管子》的著作，以为读这部书才可以弄懂管仲。其实未必。因为这不是管仲当时的言行记录，更不是他亲手所写，甚至连能否准确地记述他的主要思想都成问题。如果将这部书与凯恩斯的观念对应来看，非但不够接近，而且还大相径庭。
原来《管子》是许久之后，由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编纂而成的，其中的内容已是当时学者所写，是他们将自己的理想境界以及治国理念，记到了《管子》名下。在这部书中，儒学精神已经成为它的核心，如“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等等，可能与管仲根本搭不上界。
管仲可没有那么高的调子。他更务实，更注重开放，更少一些“礼义”之类的禁忌，一切都从实际出发，极为通晓人性的奥秘，很懂得调节一个时期人的消费倾向，改变和引导社会习惯，并从社会制度上加以变革。这些都与现代的凯恩斯是一样的。他的所有变革措施都紧紧围绕发展生产，而且始终以扩大消费来刺激生产，强化生产规模。在这方面，管仲虽然是生活在春秋时代的人，可是他的头脑一点都不老旧呆板，许多方面比今天的年轻人还要激进得多。这确乎是一个超越自己时代的不凡人物。
当那些稍为僵持和死板地划分历史时期，如确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阶段的人，可能在管仲这儿会遇到一个难题。他人在春秋，思想却跑到了凯恩斯那儿，而后者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之父。原来无论是几千年前或几千年后，人性终究还是一样的，经济学其实与文学一样，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好的经济学家仍然要洞悉人性。这也是治国理政的规律吧。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是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