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和底层的民生多艰，同样显豁地对比着。这些正在不断地发酵和酝酿，到了他的后辈齐闵王时期，一切也就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以至于弄得不可收拾。
孟子的“仁政”思想当然来自孔子，他正是在孔子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新思维。这种源于鲁国的儒学之于齐国，会有极难融合的因素，因为它继承了西周正统的礼与义，又生长发育于内地平原，要在风土迥异的齐国落地生根可能是大不易的。齐国当年是与鲁国一起被封的，都是周室的嫡脉，西周王室曾经叮嘱它们之间永世不得相冲突。可是后来鲁国越来越弱小，齐国也就瞧不起这门穷亲戚了。两国不仅时有争执，而且齐对鲁还有过攻城掠地的不义之举。对于齐国来说，儒学等于是“小国大言”，根本打动不了齐国的心。
齐宣王并不是一个十分好色的君王。说到底，他最喜好的还是称霸中原，是一统中国，一直梦想取得当年西周那样的地位。“好色”是他自己说的，这往往并不能做数；而“喜文学游说之士”，却是正史上清清楚楚记载下来的。所以稷下学宫到了他这一代，也达到了最为鼎盛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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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见原书第八章之《恣意的代价》）
历代权势阶层要形成自己的统治集团，都要与这个时期的某种社会力量加以结合。在齐桓公时期，是世袭贵族与管仲为代表的工商势力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集中了传统政治权威和社会上的大部分财富，所以当时在齐国是一种最强势的组合，国内不可能有任何可以匹敌的第二力量出现。工商阶层如果单单以人数论，当然远不如农业人口众；但在齐国，这却是一个极有实力和历史的特殊群落，控制了盐铁渔织以及所有商品的流通，等于是扼住了一国的经济命脉。管仲的改革虽然让盐铁变为官营，但不可能彻底抽掉和摧毁原来的产销体系，而是只能改造和利用这个体系。
管仲时期的治国模式和经营理念，对齐国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强大的物质积累是谋求霸业的君王们梦寐以求的，而管仲的最大功绩就是完成了这一积累。无论是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还是孙子齐闵王，都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工商业在齐国全部产业的比重中所占的份额，自很早以前就是所有诸侯国中最大的，这就成了齐国特殊的国情和现实。对比齐国，一个最为不同的例子就是西部的秦国，在那里，从商鞅到李斯，没有一个为相的人敢走管仲的道路，相反他们还要制定严厉的法律，全面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所以秦国的统治集团内部，不可能形成代表工商利益的阶层，而只能是新兴的地主势力与王室权力的联合。齐与秦这两种不同的政权组合形式，当然反映着不同的政治内容和施政方向，也是决定今后统一路径的最重要的因素。
比较起来，齐国更像一个现代国家，物质丰富，五业并举，一度还拥有天下第一流的学术与艺术。可以稍稍展开一下想象，如果不是处于冷兵器时代的战国，那么在军事方面，齐国将有足够的财力开展军事科研，并购买和研制最现代化的武器，国防应当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因为它的工业力量和制造技术天下无敌，支持这种军事扩张的物质基础是非常牢固的。但这只是一种假设，是今天的思维；那时的现实是，七个诸侯国都处于大致相同的军事技术水准，即大家都处于冷兵器时代，战争武器科技含量的高低，还不足以构成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既然如此，那么一切也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极有可能造成一个相对“开放”和“现代”的国家，反而在战场上处于劣势的尴尬局面。而这种局面在古代是经常发生的。
不过，未来的决战是一回事，现世的享受又是另一回事。齐国国君以及他们的整个集团，正在全力消受丰盈的物质。声色犬马自然不在话下，更为奇异的追求也接踵而来。齐桓公公开宣称人世间所有的享乐都已尝试过，惟有人肉还没有吃过，于是就有了易牙献子的耸人听闻的记载。君王殿阙无数，宠幸无数，却还要巡游于官设的妓院。以管仲的殷勤和智慧，集结财富的能力是第一流的，服务的周到也不会有问题。上有所好，下必效法，所以许多年后苏秦所描绘的临淄城的“盛况”，其中透露出的市民的享乐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代霸主齐桓公大概梦中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终局。他的晚年虽然仍旧拥有天下最强大的军队，却不能将自己解救出囚禁的高墙：几个佞臣竟然在宫廷混乱中筑起了四面大墙，把齐桓公囚在里面，使外界不能与之沟通。这时的赫赫霸主不仅不能威令四方，连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他向一旁的妇人索要吃的喝的，妇人回答：“哪里有啊！”齐桓公竟然被活活饿死了，死后近七十天无人过问，蛆虫都爬到了户外。
齐宣王时期是更有名的“盛世”，享乐的资本似乎也更大了。当时有人对他说：世上所没有的良马和良犬，以及王嫱西施那样的绝色，如今您都有了。齐宣王要建造一个宫室，面积竟广达百亩，堂上住得下三百户，结果征调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盖了三年。齐国不仅有雪宫，还有渐台、祭台、瑶台、柏寝台等，到处都是华丽的宫殿，专供君王们游乐。
齐闵王在经历了威王和宣王的两代强盛之后，势力远在其他诸侯国之上，骄横到不可一世，竟然称帝，四处征讨，惹得人怨沸腾。这个时候稷下学宫已经完全变成了装点门面的东西，学者们如果敢于议论政事，就会遭到程度不同的贬斥，有的甚至被残酷地当街杀戮。结果一些最重要的学者先后都离开了齐国，有的是冒着被杀的危险急急出逃的。这时候的齐国已是上层纵情享乐，下层绝望无为，国势羸弱，民心涣散。曾经强大到无可比拟的齐军，竟然在拼死进逼的敌军面前一轰而散，成了一时的笑柄。
不久前还傲慢不可一世的齐闵王，被进犯之敌一口气赶出了临淄城，华美无比的宫殿给洗劫一空，敌军搬运珠宝奇珍的大车日夜忙碌。齐闵王逃到了东部小国，最后竟然被赶来救援自己的将军用最残忍的方法杀死了。
接替齐闵王的人虽然又几经磨难勉强复国，但齐国的气数已经差不多了。就这样，地处东海富甲天下的泱泱大国，很快就要走到了最后的旅程。这期间的接续者也曾经图强思变，再次振兴稷下学宫，甚至把出走他国的大学者荀子又请了回来，让其第三次做了学宫的“祭酒”。可惜一切已经太晚了。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物质主义闹得沸反盈天的年代里，经过几代齐国君主毫无节制的挥霍，精气早就耗尽了；可以说这个国家已经被物质所累，被奢糜所伤，毒至骨髓，病入膏肓。就这样，在恣意放纵了几代之后，到了齐王建这儿也就该结束了，它终于永远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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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阴阳之说能解释当下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吗？（1）
（见原书第八章之《阳火与阴毒》）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构成了一种最基本的表述方法和思维方式，是东方的智慧和哲学，既深奥又通俗。万物都分阴阳，都可以进入这种理论和思维的模式，从而走向思想的辨证和深刻。世人通常都认为，“阴阳”说是由最朴素最形象的自然观，走入了揭示事物内部规律的一种哲思，真是了不起的文明智慧之果。如果引用其他的理论其他的文明，完全可以不讲“阴阳”，但不讲它们，它们也仍然存在，阴和阳似乎是先于人类的认知而放在了那儿。用最直观最朴素的眼光来看，人世间什么事物可以没有阴阳呢？从巨大到微小，又如何能够没有阴阳的呈现呢？
在我们已经了解的西方文明中，好像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表述。他们可能用其他的术语替代了，或者整个的思维方法就完全不同，就像西医与中医压根是两大体系一样。我们都知道，中医与西医可不仅仅是医学本身的差异，而是集中代表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向、两种不同的文明。在今天的医疗界，在面对身体治疗这个要命的事情上，有人完全相信中医，有人却正好相反；也有人二者兼顾一些。但显而易见的是，要彻底抛开哪一方，现在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如果直接将西方和东方文化纳入“阴阳”这个框架中，那么西方可能属于“阳”，而东方则属于“阴”。西方的物质主导性，其直观通俗的逻辑架构，都给人“阳”的感觉，就是说比较阳刚的；而东方的悟想通幽、精神的内在性和居中性，显然有“阴”的性格，是相对阴柔一些的。这样划分并非一种严格的量化和科学鉴定，因为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都呈现出复杂的格局，其资源和最后的形成，说起来都繁琐之极。这样以阴阳来讨论，只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是大而化之和简而言之的方法。
两种文化各有利弊，不能互相取代，和气的现代人就聪明地说要相互学习。不仅是东方西方这样的大跨度，即便在欧美各国，他们虽然极具文化上的血缘关系，相互也有许多不同，而且总是标榜这些不同，最后说一句“相互学习”了事。以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往往是极粗暴的事情，从智慧上来说也是极傻的事情。
文明是否先进和优越，也并非是由科技水平和科技成果的普及这一项来决定的，更不是经济发达与否决定的。比如说，最早造出了大炮并用这一工具征服掠夺了安居的民族的，科技倒像是先进了不少，但这一举动的文明程度显然是不高的；非但不高，还很野蛮，是野蛮人的行为。文明也并非是谈吐和着装的问题，不是衣服新旧的问题。有的人手表眼镜俱在，西装革履领带飘飘，手提皮箱健步如飞地到了一个地方，马上指责这个地方的人不讲卫生，随地吐痰等等，极不文明。但他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