戌变法时的青年理想在今天得以实现的欣慰之叹。
毛泽东评点郑振铎
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 ——摘自《石榴红了》第31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振铎先生： 有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顺祝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 ——摘自《毛泽东书集选集》第42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郑振铎小传（1）
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县，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永嘉（温州）一个穷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 因为他是长孙，他出生时，他的祖父非常高兴，办“三朝”那天，他祖父请了算命先生来，算命先生说其孙子“五行缺木”，他祖父就给他起了个“木官”的小名，大名为“振铎”，有摇铃发出号召，一呼百应的意思，希望他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 郑振铎童年时，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亡故，他依靠母亲做针线女红活计维持生活，勉强读完了高小。 他很小的时候就爱听人家讲故事，也爱摆弄一些小玩意儿。他有一位表舅好讲《三国》和《聊斋》，而母亲讲的“蛇龙哥”等许多美丽的民间故事更让他心驰神往。他那时无钱买任何玩具，不知怎的，却养成了一种收藏癖，什么破铜烂铁物什常常摆满了他床边的角落。他最爱收藏的是大人们抽烟后丢弃的烟纸画片。 郑振铎读高小时，国文课老师黄小泉先生对他影响很大。他曾在《记黄小泉先生》一文中写道：“到了高小的第二年，我才跟从小泉先生读书。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先生。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假如我对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 高小毕业后，郑振铎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昂贵的学费是他母亲很难承担的，有几次因缴不起学费，郑振铎竟被校方勒令停止参加考试。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发愤读书，成绩居然很不错，尤其是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他自己买不起书就向人家借，有时是整部整部地抄。一次，向别人借了一部《文心雕龙》，利用整整一个暑假，把它抄了下来。 1917年，他来到北京，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考进了铁路管理学校。他每天上学、放学要步行三四个小时。为了省钱买书，他从来不吃早饭，中午也常是以大饼或烤白薯充饥。特别难过的是冬天，北风刺骨，他只有一件薄薄的棉袍，里面贴身仍穿着夏天的单衫，手上、脚上都生满了冻疮。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成为铁路管理学校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了斗争需要，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合编《新社会》旬刊。该刊物发表了一些文章，猛烈抨击旧社会、旧制度，批判各种旧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探索社会改革。不久《新社会》旬刊遭到查禁。 当时，李大钊同志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他组织了专门研讨社会主义的秘密组织，瞿秋白和郑振铎都是其成员。他俩成了最亲密的伙伴，常常沿着景山的红墙在月下一边漫步，一边探讨中国的未来。偶而，他们会到一家四川小饭铺去低斟浅酌。据说瞿秋白那时已很能饮酒，在他的影响下，郑振铎对酒的兴趣也愈来愈大，后来和酒结下了大半生的不解之缘。 1920年8月，他们又创办《人道》月刊，仅出一期，也被迫停刊。同年11月，他和茅盾、叶圣陶、耿济之等人发起成立早期有影响的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他负责编辑会刊《文学旬刊》，同“学衡派”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另外，他还同茅盾、欧阳予倩等组织“民众戏剧社”，并编有我国文学革命中第一个戏剧刊物——《戏剧》月刊。 1921年初，郑振铎从铁路学校毕业，到上海火车站当练习生，后经茅盾介绍，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1922年我国最早的儿童刊物《儿童世界》创刊，由郑振铎担任主编。在他主编《儿童世界》的一年（1922～1923）时间里，他几乎把全副身心都交给了孩子们。他最反对对孩子施行注入式的教育，反对使孩子们个个成为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的“小大人”。他自己就有一个雅号叫“大孩子”。叶圣陶曾这样描述过他：“朋友们举行什么###，议论既毕，饮食也足够了，往往轮流讲个笑话以助兴趣。轮到振铎，他总说，‘我讲一个童话’，于是朋友们哗然笑起来。”（《天鹅》序二）由此，朋友们便送给他一个“大孩子”的雅号。 从1923年起，他主编《小说月报》，同时在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五卅”运动初期，他和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合编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办的《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了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受到上海工、学、商各阶层爱国群众的热烈支持。他还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情况，写了《街血洗去后》。这篇文章生动记述了“五卅”惨案的经过。6月24日，《公理日报》被迫停刊。严酷的斗争现实使他开始明白：“‘公理’是要靠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地高叫着‘公理’，‘公理’是无用的。” 这一时期，郑振铎写了《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并翻译了一些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他翻译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和《飞鸟集》。在他翻译的作品中，他最喜爱《新月集》。在《新月集·译者自序》中，他写道：“安徒生的文字美丽而富有诗趣，他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我们从忙碌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虫的世界、人鱼的世界里去，能使我们忘了一切艰苦的境遇，随了他走进有静的方池的绿水，有美的挂在黄昏的天空的雨后弧虹等等的天国里去。《新月集》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我们忙着费时间在计算数字，它却能使我们重又回到坐在泥土里以枯枝断梗为戏的时代；我们忙着入海采珠，掘山寻金，它却能使我们在心里重温着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以落叶为舟，以绿草的露点为圆珠的儿童的梦。总之，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翼膀，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读着以上的文字，也许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他花费了近五年的时间来翻译《新月集》。 。 想看书来
郑振铎小传（2）
1927年3月，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郑振铎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后回国，一度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 1931年，郑振铎到北京任燕京大学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此期间，他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撰写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1932年10月10日，北平图书馆主办的《读书月刊》上发表了王以中推荐此书的文章，说它“是中国文化界和史学界很大的贡献”，并认为此书既是“历史的”，又是“批评的”。日本的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在1933年3月的《书志学》杂志上介绍了此书，称赞作者对中国戏曲、小说“特别有研究”，并认为他所取得的成就，已超过了著名学者王国维。 1934年，郑振铎在代理燕京大学文学系主任期间，因聘请进步学者任教，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当时的“燕大”校长）的仇视以及由他挑动的右派学生的诬蔑与攻击，愤而辞职。 1934年末，郑振铎再次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时为生活书店编辑《世界文库》，并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1936年6月，他和周扬、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同年10月，他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二十一人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8年3月，他参加文艺界的全国性统一组织——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理事。同时，他还参加过营救入狱共产党人的“济难会”的工作。此期间，他写了许多诗歌、散文，愤怒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暴露蒋介石集团的投降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并写下两本历史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 上海沦陷后，郑振铎化名“陈敬夫”，以某文具店职员身份为掩护，在极其艰难困苦环境下坚持抗日救亡地下活动。他和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等组织“复社”，秘密出版进步书籍，除《鲁迅全集》外，他们还出版了《列宁选集》、《联###史》等革命书籍。此期间，他还编著了《中国俗文学史》、《中国版画图录》等书。同时，他还节衣缩食收购古书，为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他根据这一时期的经历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周报》上，后来，这些文章被上海出版公司以《蛰居散记》为书名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郑振铎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政策，不断受到迫害，但他不屈不挠。1945年10月，在地下党的支持下，郑振铎创办了《民主》周刊，后被禁止。之后，他编著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有关考古学图书。为了编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他大量搜罗有关古代器物的书籍，见其中多载有古代陶俑磁器，觉得它们对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大有用处，就萌生了集俑的念头。有一次，他独自到苏州访书，不经意在一家古董店里发现了一尊陶俑，但当倾其囊中所有买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