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前一年，永徽六年（655）十一月，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也刚踏上她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台阶。说起来，他们俩还是并州老乡呢。不过，权倾天下的武则天并不认识还在底层的狄仁杰，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虽然狄仁杰肯定知道这个帝国最风光的人物，但他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未来会跟这个女人发生密切的关系。
春风得意的狄仁杰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但他在之后的十八年里，一直都只在地方为官，没有提升的机会。似乎他也注定要和父亲一样，会终老在一个地方的“闲官”上面。
狄仁杰的第一个职位是“汴州判佐”，就是汴州的州级官员。所谓判佐，就是判官，是具体分工处理政务的官员，分别叫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全称是“司功曹参军事”。这些分类，有点类似中央的六部分工。至于狄仁杰做了哪个曹参军事，不可考。
狄仁杰满腔热情地开始他的工作，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次沉重打击——被胥吏诬告了一把。虽然不清楚诬告何事，但从狄仁杰后来刚直不阿的性格来看，估计多半是狄仁杰破坏了官场“潜规则”吧。幸运的是，这一状告到了河南黜陟使阎立本这里。
阎立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也曾官至宰相，因画名太大，以至于人称“丹青宰相”。不过这个时候，他是个“钦差大臣”。唐朝初年，地方制度是州、县两级，全国有三百多个州，都是中央直辖。而这么庞大的规模，中央的管理实在力不从心。为了弥补管理漏洞，于是中央每隔一二年，就要派朝官分道去各地巡查工作，叫“黜陟使”，类似后来的巡按大人。为什么叫黜陟使呢？因为钦差最主要的工作是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黜，就是黜落；陟，就是升官。这些钦差在巡查之后，要提交报告，根据官员的好坏进行弹劾或推荐，从而使地方官员升官或降职。此次阎立本就是以工部尚书担任河南道的黜陟使，汴州属于河南道，正在巡查范围之内。
阎立本亲自审讯，却惊讶地发现狄仁杰是个很杰出的人才！他接见了狄仁杰，大加赞誉：“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回去之后，就大力举荐。于是狄仁杰被调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职位也还是判佐，但汴州为上州，判佐是从七品下，而并州是都督府，判佐为正七品上。等于是升官二阶。
对狄仁杰来说，更愉快的是，他回到老家了。因为并州下属县阳曲正是他的故乡。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让大家深为震动的事情。并州都督府级别高，事务也繁忙，所以配备有两个司法参军，另外一个司法参军叫郑崇质。郑崇质最近心情不佳，因为他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方面，他的老母抱病在身，正需要他悉心奉养；另一方面，刚好上司给了他一个出差的任务，而且是到“绝域”之地。所谓“绝域”，在唐朝规定中，起码是指万里之遥的地方。危险重重且不说，以当时的交通工具，光时间就得一年两载的。正在老郑“忠孝不能两全”烦恼之际，狄仁杰主动站出来，找到领导——长史兰仁基，要求代替郑崇质出这趟苦差。兰仁基听了以后，除了意外，一则感动，一则惭愧。因为这个时候，他和并州司马（也是上佐）正在闹矛盾，关系很紧张。一比照狄仁杰，实在差距太大了。狄仁杰的崇高人格，照出了自己的渺小。后来兰仁基常常将此事挂在嘴上，感慨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能让自己的上司如此推崇备至，狄仁杰不愧叫“人杰”！
此后的狄仁杰具体做过什么官，史无明载。不过肯定还是在地方任职，因为一直到四十七岁他才调到中央。这么长时间的地方官，也不是没有价值的，那就是让他积累了很多具体行政经验，特别是判案的经验。这对他未来的工作非常有帮助，也是使他声名大振的基础。
四、断案如神
可能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特别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终于，到了上元二年（675），他被调到中央，当上了大理丞。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了。巧的是，此前一年，也就是上元元年，刚好是武则天称“天后”，走到了政治的前台。两人的经历惊人地同步。
大理丞，品级不高，仅从六品上，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百官的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的法官兼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狄仁杰这人个性突出，敢想敢做，同时又才能杰出，所谓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的，所以，他任大理丞一年后就声名大振。
话说狄仁杰上任的时候，已经积压的案件非常之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一万七千人之多，而且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又多，质量又好，工作真是没得说。怎么看也应该评个先进工作者啊。所以，年终考核的时候，他的上司——大理卿（大理寺长官）张文瓘（guàn）给了他一个“中上”——唐代官员每年的考核称“考课”，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当时的考核还是很严格的，工作成绩非常出色才能评“中上”，至于“上下”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各个部门的考课结果，还要提交上级审核过。而这一年负责考核的，则是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他一看狄仁杰不过是个刚工作一年的新手，想必不会有什么突出成绩，说不定是走后门、拍马屁的结果吧。于是就很主观地否定了这个少见的“中上”成绩。张文瓘倒是护犊子，他很不服气地提出了异议，并将狄仁杰的工作成绩详细地做了汇报，刘仁轨一看大惊，果然是个好干部啊。他很为自己的失察而内疚，同时也惊异于狄仁杰工作的出色，当即给了他一个很罕见的“上下”。这可是非常罕见的高分啊。这一段插曲，一下子就让狄仁杰在长安的官场出了名。而这，仅仅是个开端。接下来的狄仁杰，一次又一次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终于有一次，狄仁杰让高宗皇帝也记住了他。
狄仁杰让皇帝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自一次执法纠纷中，狄仁杰不顾高宗大发脾气而坚持己见，犯颜直谏。当时是仪凤元年（676），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昭陵（唐太宗的陵墓）中的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立即处死。狄仁杰却上奏说：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这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皇帝盛怒，狄仁杰却神色不变，仍然振振有辞，先是坚持有法必依：“现在依照法律，他俩罪不至死，而陛下坚持要杀，那么法律就无法取信于人，人们会很茫然失措，这样法律就失效了。”同时晓之以理：“现在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株柏杀了一个大将军，千载之后，人们会怎么评价陛下呢？如果我奉命杀了善才，那才是真正陷陛下于不道啊。”
后来高宗终于冷静下来，觉得狄仁杰很对，于是特别下令让史官把这个事件给记录下来，编入国史，以便能流传后世。高宗有意识地强化这个佳话，一来表彰狄仁杰，给大臣们树立一个榜样，二来嘛也顺便提升一下自己，树立一个善于纳谏的皇帝形象。
而且，不久高宗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属于监察系统。此官的品级虽不高，从六品下，和大理丞一样，但属于“清望官”——清望官并不都是高官，而是有高有低，最低的有七品官。关键是这些所谓的清望官几乎就是官员体系中的独立系统，而且有高有低的官员体系，构成了一个升官的“快车道”。某个官员一旦做了低品级的清望官，那么未来的升迁将会很快，而且很有希望升到三品以上的高官。因为三品以上的官，都属于清望官。如果不能在早期进入清望官，那你就在官员大部队里慢慢熬吧。
高宗虽然将他平级调动，实则将他放入到“重点培养考察对象”中了。有次在狄仁杰奏事之后，高宗跟他开玩笑说：“你可是搭上了权善才这条顺风船了啊。呵呵。”能被皇帝所欣赏，前程还会不远大吗？那自然是顺风顺水了。
狄仁杰确实没有辜负高宗，他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侍御史，也是负责审讯案件的，只不过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可以说，御史就是官员中的“宪兵”，御史的别称就叫“宪衔”。在任职期间，狄仁杰很不客气地弹劾了高宗的两个宠臣、权臣。一是司农卿韦弘机，此人为高宗修了很多宫殿，都特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马屁没拍成，真够倒霉的。另外左司郎中王本立因为受宠，恃恩用事，也被狄仁杰毫不留情地揭露弹劾，而且狄仁杰对皇帝的说情也一点不买账，最终将他拉下了马。据说是“一时朝廷肃然”。小小的狄仁杰，硬是为朝廷整了一回风。当然，这绝对仰赖高宗的明白和宽容。
这时期的狄仁杰，给人的印象就是能力超强，判案如神，同时又铁面无私，这很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包公形象。这大概也是狄仁杰后来会成为“神探”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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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造福一方
狄仁杰在当时和后代的老百姓心目中，地位都十分崇高，好评如潮。因为他是真心爱护百姓，为百姓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而不是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
就是在中央任官的时候，他也不忘对基层百姓的关切。狄仁杰后来做过度支郎中，就是专门负责天下财政支出工作。有一次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在并州），以狄仁杰为“知顿使”——一路先行，为皇帝先行布置好中途食宿的官员。原本安排的路上有个“妒女祠”，这个妒女祠自然祀奉爱妒忌的女神了。据说只要有人穿着好衣服经过，肯定会有风雷之灾。这么神奇的民间传说，估计就是唐朝的时代产物——唐代妒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