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日报3道转抄手续。负责原油样品化验的采油三矿化验室的职工，为了保证工作质量，建立起了每天集体审查和半月数据普查制度。每天下班前，把自己化验所得的数据，交给大家看，读给大家听，互相监督，避免误差。这个化验室，1年中进行了8800多次原油样品化验，共取得了3万多个数据，误差不超过万分之五。为了检验他们化验资料的准确性，康世恩曾叫人把萨尔图的原油样品拿到葡萄花去，作为葡萄花的原油样品送到化验室。化验室马上发现了问题，提出原油样品的各项化验数据，不像是葡萄花的，而像是萨尔图的。他们怀疑是原油样品弄错了，不然就是取样器漏气了。当康世恩说明实情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领导集体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大庆油田会战的科学研究队伍、工程技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总地质师、钻井总工程师、采油总工程师也只有三十几岁，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大庆党委对他们采取了“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严格要求，热情帮助”的方针。考虑到在“大跃进”和随后的反右倾、拔白旗等政治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62年7月10日，大庆石油会战党委主要领导在技术干部会议上正式宣布：“所有受过批判、戴上右倾及白旗帽子的一律取消。当时有材料存档的，一律取出销毁，这叫一风吹”。并明确指出：会战的技术干部，绝大多数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大的，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教育，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党委规定：工作上的意见，技术上的争论，与政治混淆起来是不对的，技术干部对国家的最好贡献，就是在技术工作上做出成绩。在组织上，会战初期就设置八大总工程师，实行技术责任制，让他们有职有权地进行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和技术人员打成一片，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余秋里还多次鼓励技术人员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不要看着领导的脸色讲话。
为了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余秋里提出，要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1960年、1961年开展农副业生产时，指挥部规定，科研地质技术人员平时一律不参加农业劳动。在一次会议上，余秋里讲话说，科研地质人员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搞渗透率”。在生活上，也对科研人员给予照顾，让他们吃饱，定量不够可以补助。北京石油学院副教授秦同洛饭量大，指挥部专门规定，他吃饭不受定量限制，可以放开肚皮吃。以后又请一些专家吃小灶。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这样一种气氛下，广大科技人员发扬独创精神，树立“敢想敢说敢干，严格严肃严密”的作风，勇于同世界先进技术较量，努力攀登油田科学技术高峰。有的年轻科技人员在自己的房门上贴出“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的对联，表达了他们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雄心壮志。由大学教授、工程师、技术人员组成的油层研究队，白天上井搜集资料，晚上在干打垒里，有时还需要在油灯、烛光下进行科学研究。大学教授张英、设计工程师宁玉川和群众相结合，深入现场调查了232口井的情况，取得9700多个数据，经过两年多的试验，创造出一套有自己特点的工艺流程，解决了严寒地区高含蜡、高凝固点原油集输方法。为了弄清油田土壤传热系统，解决保温的合理温度问题，设计工程师谭学陵等人从1960年到1961年连续10个月，在夜里最冷的时候进行现场测温，共步行6000公里，观测1600个点，取得5万个数据，进行了1100次分析对比，终于取得了科学数据，并校正了前苏联沿用的集油管线设计的计算公式。技术员蔡升等人在严寒季节，怀揣窝头，跟随油槽车，行程1万公里，测气温800次、风速600次，取得油温数据1400多个，弄清了冬季铁路油槽车在运输途中原油变化的情况，确定了油库合理加热温度。井下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进行了1018次试验，创造出多级水力封隔器，解决了分层控制油层的重大技术难题，获国家重大发明奖，并为推行我国自己独创的分层采油、分层注水、分层测试、分层改造的采油新工艺提供了条件。
第三章 有热情，更要讲科学（3）
为了合理开发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长期稳定高产”的开发方针。要实现这一方针，必须使制定的计划目标切实可靠，留有余地。为此，在计算油田地质储量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当时尚无能力开采的薄油层、细密油层的储量暂不计算在内。同时在油田开发初期，不是一下子动用全部可采储量，而是将一些可供开发的含油面积留下来，暂不投入开发，作为“小仓库”、“大仓库”，以备分阶段地投入开发。像喇嘛甸油田就是当时留下的“大仓库”，到1973年才开始投入开发建设。在油田开发中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分阶段地动用可采储量，这也是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上5000万吨后，连续稳产20余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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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干打垒”精神（1）
大庆石油会战进展很快，面临的困难也是多方面的。那时，一个重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解决几万职工的住房和上万台设备、车辆入库以及储存蔬菜过冬的问题。油田建设地区，原是以畜牧为主的嫩江草原，远离大中城市，农民村落也很稀疏，而且没有公路网，气候酷寒，最冷时达零下40摄氏度。会战第一年夏季多雨，冬季来得又早。雨季刚刚过去，9月的草原又刮起阵阵寒风，国庆节前后就下雪。会战初期，几千台设备在大草原上运转，连个修理设备的房子都没有；广大职工住在简陋的帐篷、木板房、牛棚、马厩里。这些临时措施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解决不了长期站脚扎根的问题，冬季肯定过不去。在如此严寒的地区，集中众多的职工和大量的设备，没有可靠的御寒手段，就可能冻伤大批的人，甚至会冻死人，也可能冻坏大量的设备。若遇上当地群众都怕的“大烟泡”的风雪，就可能使会战陷入全局瘫痪。曾在东北地区长期工作的王鹤寿等人对余秋里、康世恩说，这里没有房子，过不了冬啊！出于关心和好意，他们曾劝余秋里，如果冬天实在过不去，可以在入冬前，把队伍和设备撤到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等地，来年春天再开上来。他们准备动员地方腾房子给会战队伍住。对此，余秋里后来回忆说：“我权衡再三，感到不能走这条路。因为如果这样做，会战的有效工作时间，一年只有6个月左右，党中央批准的这场大会战，就会变成拉锯战或消耗战。势必推迟油田开发的时间，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困难。”
会战工委和会战指挥部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会战队伍安全过冬的问题。听说会战指挥部里也有人主张冬季将队伍撤走，正在北京的余秋里通过电话表达了他的意见：“这次会战，只许上，不许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这个决心决不动摇。”
怎样既坚持会战，又保证会战队伍安全过冬呢？当时参加石油会战指挥工作的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建设资金，充实的建筑材料，各种现代运输工具和施工设备及施工技术队伍，那么，也完全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上百万平方米的现代建筑。然而，那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不用说盖大面积楼房是不可能的，即使盖砖瓦平房，在短期内也难以采运到大量的建筑材料，集中大批的建筑队伍，所以，这也是行不通的。”
为了解决安全过冬问题，从会战领导机关到基层小队，大家都在出主意，想办法。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也在想办法。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向余秋里和康世恩建议：有一种办法，就是搞东北老乡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人人动手，来得快，三可以节省木材，四是冬暖夏凉。
会战指挥部为此派出了一批批建筑设计、施工技术人员，深入到附近的城镇、村落，尤其是找民间木瓦匠，调查居民建筑的用材、设计、施工情况，发现附近城镇除主要公用建筑为砖木结构外，居民建筑主要是砖框土坯房和“干打垒”。
所谓“干打垒”，就是北方农村都有的、最简便的用土作原料建筑的房子。抗日战争时期，孙越崎领导开发建设玉门油田时就曾用过这种房子。这种房子在东北尤其被普遍采用。这种干打垒房子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墙壁就地取土，把土装入活动木板内，用木夯铁杆分层夯实，房顶用当地的羊草绺成草把子作垫层，上覆泥巴抹光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这种干打垒看起来土气，但厚墙厚顶，结构严实，防寒性能好，暑天也不太热，适合居住；且施工简单，操作容易。特别是就地取材，随处可建，便于广大职工人人动手，大面积地进行建筑。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多方案的比较论证，会战指挥部决定采用干打垒方案，发挥人多的优势，发动广大职工建造干打垒房屋，渡过难关。决心一下，说干就干。在石油会战的萨尔图草原上，一场人人动手，全民动员建造干打垒的人民战争就这样打响了。杏树岗青年突击队率先示范。他们在当地干打垒老把式的指导下，于1960年4月底建成512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和2500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主体，还总结出了一套干打垒施工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改进了打筑板、规格夹板，试制出了电动打垒机，使建筑工效从每人每天不足1立方米提高到立方米，成功地完成了试验和示范的任务，并在五四青年节向全油田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