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采取各种措施对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将一些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降低；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统一计划和遵守纪律等等。当时国务院利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1972年，国务院批准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决定由当时的四机部、外贸部、广播局和国家计委负责实施。接受任务后，由四机部对外司牵头，上述四家联合组成了一个12人的考察团。当年年底，他们先赴日本考察，五十多天，连春节都没有回国，把日本的松下、日立、索尼、东芝、三菱和夏普等电视机厂家看了个遍。一考察才发现，以当时国内的生产条件而言，第一步还谈不上电视机生产线。要彩电先得要显像管，仅生产显像管就需要玻壳、荧光粉、荫罩、石墨乳和总装等好几条生产线。当时在日本要四家才能把这个显像管弄齐，怎么办呢？
回国后，他们了解到美国有一家叫RCA的厂家具备上述四种技术，于是又写报告，由外贸部向RCA寻价。接到对方接报价后即组织翻译并邀美商来京谈判。当时RCA报价为亿美金，谈判结果降到7300万。1973年11月，还是上面那12人又组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参观完RCA，考虑到各国的玻壳技术都来自于康宁公司，又到康宁公司进行考察对比。之后他们就准备返国了。
在机场，他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这时一位康宁公司的雇员扛着一个箱子跑了上来，从箱中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打开一看，原来是送给他们的礼品——每人一个玻璃蜗牛。当时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很高兴很礼貌地接受下来。回国后向部领导汇报工作，大家还传看了一下，都觉着康宁的玻壳确实不错，透明度好，没有气泡。同时，从康宁公司出版的工艺礼品册子中发现，这只小蜗牛价值55美元。
此时，正赶上1月底2月初，快过春节了。代表团向部领导汇报后，决定不放假，家在外地也别回去了，抓紧总结，研究到底从哪个公司引进哪项技术。但谁也没有想到一场风波正在悄然兴起。
当时的中国社会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运动套着小运动，一场运动未等结束，下一场运动又已经到来。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
在这种背景下，1974年2月，四机部第十设计院一位青年写信给江青反映了四机部出国考察组接受“蜗牛”礼品一事，并臆断这是美方对我们的侮辱。江青接到信后如获至宝，驱车到四机部去找这位写信人。她进入四机部机关大院，便对美国人所送蜗牛礼品一事大发雷霆说：“这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我们绝不能屈服帝国主义的压力。”她愤怒地指着四机部领导叫道：“蜗牛放在哪里？给我拿来，中央要用它作展览！”“我们要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提抗议！”“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她还给那位青年回信说：“我十分赞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的屈辱！”
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面对江青突如其来的讲话和那位青年的信，感到压力很大，迅即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和全体大会进行传达，会上谴责对方以赠送礼品为名，而“侮辱”中国人民的行为，强烈要求部领导不再从美国引进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技术，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蜗牛”退回。随后，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大小会谴责声一浪高过一浪，“蜗牛事件”正像一个无形的雪球在京城滚动，越滚越远，越滚越大，眼看就要波及到中央各部门和全国所有涉外单位。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就是要把“蜗牛事件”作为外事方面的一个突破口，把事件闹大，与批林批孔挂钩，矛头直指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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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蜗牛事件”（2）
周恩来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心若明镜。他几次指示外交部就“娲牛事件”认真调查，再作定夺。外交部立即给中国驻美联络处发电，要求调查美国人送蜗牛的用意。当时担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是老资格的外交家韩叙。关键时刻，韩叙以他惯有的求实与严谨，向国内发回了一个公正客观的调查结论：蜗牛在美国被视为一种吉祥物，蜗牛造型的工艺品经常被人们作为礼品或陈设品，因此，赠送蜗牛并非含有恶意，而是一种友好的表示。
2月21日，外交部在详尽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向国务院写出《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说明美方送蜗牛并无恶意，反驳了江青的论点，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
周恩来阅后批示：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处理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这一报告。在此期间，周恩来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作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
至此，由江青制造的、喧嚣一时的“蜗牛事件”遂告平息。
第八章 “风庆轮事件”（1）
远洋事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从50年代起就十分关心这项工作。1956年，毛泽东就对交通部门提出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发展一二千万吨的海上运输力量。1958年，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建立起“海上铁路”。1963年，周恩来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船队。60年代末70年代初，交通部学习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组织上海造船大会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造了9艘万吨级客货轮。与此同时，在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明确指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
“风庆轮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期间。
风庆轮就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9艘万吨轮中的一艘。这艘远洋货轮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承造的，于1973年完工。随后，在上海远洋分公司的参与下，先后进行了轻载和重载试航，并在1974年春季根据交通部的决定执行了远航欧洲的任务。
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造了万吨级的风庆轮，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此引起的政治动荡并最终波及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在风庆轮轻载试航中，上海远洋公司指出，风庆轮主机汽缸套磨损达毫米，质量尚不过关，需要采取改进措施。但是，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公交组却说，交通部的人对国产船百般挑剔刁难，是“崇洋媚外”的典型。
“崇洋媚外”是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常用语”。1973年初，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上报了一份《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13套大化肥设备、4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等，总计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这份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付诸实施。事实证明，这些引进项目，对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一行动却被“四人帮”指责为“崇洋媚外”。
1973年夏天，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帮”气势更盛。在随后筹备四届人大时，他们紧急行动起来，想由他们来组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排除一些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已经恢复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而“崇洋媚外”则被“四人帮”认为是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进攻的最为有利的武器。
1974年1月，姚文元到上海收集材料，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做准备。1月17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会上，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金祖敏说，闵行地区的几家工厂生产任务吃不饱，而北京部里的人却从苏联进口发电设备。有些设备明明可以自己解决，但是喜欢进口，包括电机厂、造船厂出的产品。可见，“最近崇洋媚外思想有所抬头。”上海市革委会主任马天水也说：“有一股进口风。”姚文元听后立即表态说：“在生产问题上，经济领域的斗争是不断的。”并要求给他搞几个材料。
有了姚文元的表态，下面的人就有了胆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人物陈阿大跑到江南造船厂煽动说，你们这个厂是王洪文做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