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萨66井之后，杏66井于3月17日开钻，30日完钻，4月8日试压合格完井。经过试油，通过9毫米油嘴，日产原油90吨。大庆长垣最北部的喇72井，于3月28日开钻，4月18日完钻，喷油后用5毫米油嘴测试，日产油48吨。
这三口井的相继喷油，证明了大庆长垣南北140公里长，东西10多公里宽的8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都有工业性油流，令人振奋地显示出大庆油田的轮廓，而且越往北油层越厚，原油产量越高。因而，曾被誉为“三口井定乾坤”。
3月初，参加过大庆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的康世恩由哈尔滨回到北京，向石油部党组汇报了筹备会情况和萨66井见油情况。余秋里提出，目前先按已定的部署，以高台子—葡萄花地区为重点，分5个战区来安排工作。但要密切注意萨66井试油情况，如果出油情况好，就要调整部署，调集力量，猛攻萨尔图。
过了几天，从前方传来萨66井喷出高产油流的喜讯。石油部党组在3月14日召开会议，分析了萨66井出油后的会战形势，研究调整勘探部署问题。考虑到萨尔图地区油层厚、产量高，又地处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的滨州铁路线上，对石油大会战更为有利。于是，当机立断，决定采取点面结合、先肥后瘦的方针，把石油大会战的重点从大同镇附近移往萨尔图。在萨尔图摆开主战场，这就是当初划分的第三探区。后来第一、二探区陆续撤销。
曾参与作出“挥师北上”决策的第三探区党委书记张文彬，后来谈起“三口井定乾坤”这件事时说：“勘探是有风险性的，不敢承担一定的风险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当然，对地质资料的准确研究、规律性的判断等对决定一个重要部署，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3月17日，石油部党组召开了全国石油企事业单位电话会议，康世恩在会上通报了萨尔图地区勘探的最新成果以及部党组调整大庆会战部署的决定。他以会战领导小组的名义下令，把玉门局参加会战的队伍由太平屯迁往萨尔图铁路线以南，新疆参战队伍由葡萄花北上至萨尔图地区铁路线以北，青海和四川局队伍从高台子调往杏树岗地区。所有正在搬迁的队伍、设备，一律改变方向，直接北上。这就是大庆石油会战史上有名的“挥师北上”。当时，松嫩草原仍是严冬，广大会战职工不避艰辛，进行了百里搬迁。有的工人曾用“打油诗”来描绘当时的情景：“迎面刮风沙，遍地冰雪滑；北上闹会战，艰苦算个啥！”
“三口井定乾坤”和随后的“挥师北上”，对于尽快拿下大油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 靠“两论”起家（1）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打上去的。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石油工业的发展也面临严峻的形势。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全国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想一下子进入共产主义。结果使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石油工业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也搞了大跃进，参加了大炼钢铁。那个时候，我国只有一个玉门石油工业基地，克拉玛依油田正在勘探开发中，玉门油田的原油产量占全国天然原油产量的一半以上。大跃进的结果，玉门油田的自喷油井几乎全部停喷，原油产量急剧下降。当时，集中石油系统的主要力量，在四川川中地区进行了石油会战，但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大跃进”、“反右倾”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
3月25日至27日，石油部党组在哈尔滨召开了大庆会战第二次筹备会议。康世恩主持了会议，唐克在会上做了关于4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出席会议的除会战领导小组成员外，还有有关石油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根据部党组调整会战部署的决定，会议着重讨论了4月份工作，重新划分了各单位会战的区域。
会议确定4月份工作方针是：“全面完成准备工作，集中力量拿下萨尔图油田，打响第一炮，迎接大会战。”主要任务是全面完成会战的准备工作，继续调动队伍，调整就位，大抓钻机安装和探井开钻。要求完成20口探井，在萨尔图探明一、二级含油面积100平方公里，可供开采试验的面积50平方公里。会议要求，在以萨尔图——喇嘛甸为重点进行钻探的同时，要加快杏树岗的钻探速度，不放松葡萄花、高台子、太平屯的工作。
这次会议还宣布了石油部党组的决定：在石油部党组领导下，由部机关党委组成会战期间党的办事机构，立即迁往会战前线安达市办公。余秋里兼任书记，吴星峰、雷震为副书记，也同时到达会战前线办公。
3月底，余秋里、康世恩来到会战指挥机关临时驻地——黑龙江省安达县城。3月底至4月上旬，石油部机关党委、各司局参加会战的干部和原驻吉林省长春市的松辽石油勘探局机关先后搬到安达，会战领导机关正式办公。这时，参加石油会战的人员已达4万人，其中总工程师、总地质师、大学教授、工程师和地质师等各类工程技术干部达1000多人。同时，从全国各地运到大庆的各种器材、设备等物资已有几十万吨。开始，余秋里、康世恩等石油部领导住在原安达县政府财政局的一栋两层小办公楼。会战机关干部和科研设计技术人员，有的住民房，有的住板房和帐篷。会战一线队伍住在老百姓临时腾出的房子或者牛棚、马厩里。
4月9日，余秋里主持召开了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这是会战领导小组组织的第一个大型会议。根据当时的勘探情况，初步确定的开发区是大庆长垣南部的葡萄花油田。这次油田技术座谈会的一项主要内容，是讨论这个油田的开发部署和方案。在会场里，地质技术人员摆出了一张根据探井试油资料绘制的油田地质图。按照当时的做法，探井试油的不同结果要以不同的颜色标在油田地质图上，出油井标成红点，出气井标成黄点，出水井标成蓝点。这样，在这张油田地质图上就出现了许多红点点、黄点点和蓝点点。由于当时探井试油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所取资料不够齐全，不够准确，油田地质图上所标出的红、黄、蓝色的点很不规则。对这种情况地质技术人员也说不明白。
还在1959年12月的时候，东北协作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周恩来亲自参加了会议。当时，石油部党组正运筹着松辽石油大会战。会议期间，余秋里、李人俊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说，松辽石油勘探有新的发现，石油部准备组织一次会战，迅速拿下油田。周恩来对此非常关切，对组织会战表示同意。他预见到会战将遇到种种风浪，重重困难，是一场大仗、恶仗。周恩来对余秋里等人讲，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大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会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余秋里在石油部党组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的这一指示。大家认为，总理的指示，为即将进行的石油会战和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只有靠毛泽东思想，才能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矛盾，夺取会战的胜利。
在会战开始之后，面对着种种矛盾和重重困难，余秋里等会战领导者想到了周恩来的指示。他们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从领导思想上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为此，他们决定组织全体会战队伍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会战领导者认为，组织学习这两本著作，不仅是当前开展石油会战的实际需要，也是加强石油职工队伍、干部队伍长远建设的根本要求。余秋里说：“学习‘两论’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由党的组织正式作出决定，对党、团员和干部、群众提出明确的要求。”经过会战指挥部主要领导成员集体讨论，以石油部机关党委的名义，于4月10日作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这是松辽石油会战中的第一个决定，发表在4月13日会战指挥部机关报《战报》的创刊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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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靠“两论”起家（2）
《决定》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会战的大规模的生产实践，在会战中，把别人的经验都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我们要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风格，闯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包括正确认识油田规律，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更大的自觉性。为此，部机关党委决定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都来学习这两个文件，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我们大会战的全部工作。学习要根据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采取边读、边议，边议、边做的方法。各级党委要订出学习计划，并列入向上级党委汇报内容。
4月26日，余秋里在会战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部工作的指针，‘两论’是会战的灵魂。这两篇文章一定要很好地读，反复地读。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就会感到头脑清醒，浑身是劲，就有办法；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
会战领导小组把组织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学习“两论”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书，就到安达县新华书店去买。县书店的书卖光了，就派人到哈尔滨、北京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