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需兵饷一千余万两。廷弼坚决反对王化贞的错误主张，力言蒙古不可恃，李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不能浪战，玩师必败，必须以守为主。论兵法，观战局，廷弼的方针是对的，史称廷弼与化贞，“无一事不一力争，无一言不奇中”。
但是，当时，明帝和文武大臣，以及显要太监，多以王化贞之言为是，多主进攻，多主速胜。形成这种“群议皆是化贞”的局面，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精神上的压力太大。区区建州，弹丸之地，竟敢反叛朝廷，兴兵作乱，与幅员百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对抗。两百年来先祖世为明仆，本身又受明政府封赐，为帝阿哈的建州“夷酋”努尔哈赤，居然忘掉殊恩，背弃臣节，黄衣称朕，指责朝廷，与君临四海的天皇帝分庭抗礼，甚至屡败官军，连克重镇，逼得至高无上威严无比的明帝，下诏罪己，真是奇耻大辱，令人羞惭万状。不报此仇，不雪此恨，熹宗难慰皇祖亡灵，阁臣、九卿愧对君民，一向健谈好议的科道，也是妙笔难书，巧口难言。要雪“国耻”，要出兵，要速胜，成为明朝君臣的共同愿望，王化贞的主战以求速胜方针，正迎合了这种愿望，当然会得到明廷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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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征广宁（5）
第二，辽东之失，威胁明都。辽东邻近蒙古、女真，内接关内州县，是京师的藩篱，如若失陷，对都城影响太大。因此辽阳一失。“朝野大惊”，“人心震动”，“京官皆思借差避兵”，“京师士民亦多逃避”，都城立即戒严。
第三，战事持久，费用浩繁，民心思乱，江山难保。这是决定熊廷弼失势王化贞得宠的最主要因素。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抚顺失守，中经萨尔浒交锋和辽沈之战，迄至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三年多的时间，全国都为“东事”担忧，都受到“东事”的损害。征兵各地，赶运粮草，打造器械甲仗，凑办军马，收取赋银，将士伤亡，城池失陷，辽民流移，闹得全国鸡犬不安，人力、财力、兵力俱损。天启元年八月，总理户、兵、工三部的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上疏奏述辽事影响之大及其危及全国各个方面的情形，对此作了总结性的概括，现摘录如下：
我国家幅员万里，声灵赫濯，只缘逆酋为难，致开、铁、辽、沈、南卫相继陆沉，二百年来生养，横罹荼毒，衣冠化为辫发，名城遽尔丘墟，殚天下之财力，不能立制狂酋之死命，目前五空八竭之状，有匪一言可悉者。盖自金钱尽输于塞外，上颁转散于行间，决如壅泉，去如流水，而帑藏空。赋税既溢额以加编，旱潦又相仍而不已，烟寒环堵，月照逃亡，而田野空。少壮佥名以应募，丁夫僇力以从戎，比屋靡宁，穷乡滋扰，而闾阎空。强者毕命于戈矛，弱者惊嵬于风鹤，抱头鼠窜，暴骨如林，而行伍空。青闺有劳人之梦，黄沙有夜泣之鬼，妇子凄其，藁砧寂寞，而家室空。三路北，而正偏裨将领死者三百一十余员，迨辽沈沦亡，不知凡几，而将材竭矣。抚顺开铁破，而姓名登鬼录者五万六千五十余人，又杀戮人民不可胜算，而生命竭矣。宽奠败而马骡驼死者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只，又东运买牛倒死数万，而孳畜竭矣。飞飘零于渤澥，转输汗漫于沧溟，括同珠玉，委若泥沙，而刍粮竭矣。雇募则索艅艎于海滨，打造则儯Р哪居诮蓿词鼻郑跄剩酆浇咭印；鹨├鳎蚴浔撸箫ド袂梗矍Ы骞冢沂溆说闷渥剩餍到咭印Ｎ吆滩恢粒淇庵ㄌ亚睿笨招砂炷蹋褰鸾咭印０竟侵锴笪匆眩嗳庵ゲ箍傲嬖笪抟牛倭旨妇。窦渲嘌咭印Ｋ拼宋蹇瞻私咧危Ｄ诳墒け苟俸酰客踉诮骸 度墒率德肌肪砦濉�
王在晋的奏疏，对“东事”影响之严重及明廷的危机，讲得很全面，简洁清楚，现对其中所提兵器、军饷二项，引录具体数字，作一补充。
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二年（1622）三月十四日，工部开列自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元年，三年零八个月中，发过援辽军需火器数目，向帝奏报，计有： 天威大将军十位（一位重一两千斤，每发一炮，可击毙敌兵数百人），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飞电四将军三百八十四位，捷胜五将军四百位，灭虏炮、虎蹲炮、旋风炮、神炮、威远炮、涌珠炮、连珠炮、翼虎炮，共九千九百六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鸟铳六千四百二十五门，五龙枪、夹靶枪、双头枪、铁鞭枪、钩枪、快枪、长枪、三四眼枪、旗枪，共三万四千零五十二杆，大小佛郎机四千零九十架，硝黄一百六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八斤，火药九万零五百斤，大小铅弹、铁弹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六十八个，盔三十六万顶，甲二十七万五千五百八十九副，刀十二万四千七百六十一把，弓四万二千八百张，箭二百四十六万四千支，黑铅六十万斤，真钢四万斤，建铁、西铁、不堪炮甲代铁，共九十八万一千二百五十斤，以及大批皮张、棉花、袄裤等物。这还不包括辽东经略、巡抚在本地备办的火器甲仗。
从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起，至泰昌元年（1620）九月止，户部共发过辽东新饷一千零五十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三两。泰昌元年十月初一至十七日，十七天内，户部又发过辽东新饷九百四十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七两。到天启元年十二月，又是一年多的时间，又将发放上千万两。这还不包括熹宗皇帝一年内从私库拨出的帑银四百余万两。户部每年太仓岁入银才四百余万两，加上“辽饷”加派五百二十万两，也不到一千万，而熊廷弼要调兵三十万，年需兵饷一千二百万两，从何而出？明臣多因饷费兵冗苦累全国而担心，纷上奏疏。御史徐景濂奏称：“如兵必满三十万，饷必盈千余万，而后大举，几阅春秋，恐点铁无术，饥寒溃敌，更可寒心。”《明熹宗实录》卷十四。刑科右给事中孙杰疏言：“且往年兵议十八万，饷议七百万，尚苦不凑，今兵需三十万，饷需一千二百万，恐竭中国财力不足供也。”《明熹宗实录》卷十六。
庞大的军费，怎样筹办？天启元年九月，署户部事左侍郎臧尔劝，奏上理财疏，提出十项建议，主要是从皇帝、王公贵族及军民身上打主意，要将年供内库的金花银一百万余两，拿出一半，解充辽饷，要叫岁禄八千石以上的亲王、岁禄六千石以上的郡王，将其超过的禄米捐助辽饷，要增加崇文门、北新关等所收税银等。这直接损害了帝王的私人利益，熹宗当然不会采纳，结果困境无法摆脱。
军饷浩繁，民力难支，广征兵士，亦祸害无穷，四川、贵州相继发生征兵激变之事。天启元年七月，科臣明世举捧檄起土司兵援辽，“诛索无厌”。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令土目带兵一万，诣重庆点阅，巡抚徐可求置之不理，谩言兵少，土兵伺候月余，“汹汹思乱”，而可求却滥施淫威，杖责头目，并欲“尽黥土兵之面，以别记验”，土兵忍无可忍，杀巡抚、道臣、知府、推官及总兵、参将一百五十余员，奢崇明随即兴兵，踞重庆，围成都，“川东、川西、川南四十九州县望风瓦解”。
第二节 西征广宁（6）
十二月，内阁首辅叶向高，以熊经略主守，反对速战，力言必集兵三十万，才能进军，致书廷弼，十分忧虑地说：“承教，辽事未可战，自是确论。然须当讲求三十万兵，势必不能集，海内坐此，骚动已极，若征调不止，其祸变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广宁，复得辽阳，而天下事亦已去矣。”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六。果然，第二年二月，水西土同知安邦彦起事于贵州（延续了十七年）；五月，白莲教徐鸿儒举义旗于山东，各地兵变频仍。不久，又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明廷即将崩溃衰亡，叶向高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确有真才实学，熟知敌情，善于用兵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所上主守的正确方针，得不到朝廷的赞同，反因直言得罪了言官及兵部尚书张鹤鸣，失宠于明廷，被排挤，缺兵少将，一筹莫展，而夸夸其谈，巧言诡辩，腹中空空，不知用兵为何物的王化贞，却以速战速胜论，骗取了明廷的信任，独掌辽东军务大权，终于导致广宁失守。这场“经抚不和”之争，以及王化贞的得势，熊廷弼的闲置，最集中、最有力地表明了，明王朝确是腐朽万分，不能挽救辽东危局，无法抵挡金兵的进攻了。
三、 轻取广宁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统八旗劲旅，西征广宁，二十日，围西平，二十一日取西平，大败明军于平阳桥，二十四日入广宁，明金第三次大战又以明朝惨败而结束。
明、清官员、史臣，以及近人论著，多认为此次明朝的失败，是由于“经抚不和”，此说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未抓住实质问题，没有找出关键因素。经、抚不合，熊、王二人及其同僚好友，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彼此舌战笔战，争输赢，定是非，比高低，互相攻击，固然对用兵有些影响，但并不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总观当时战局，熊廷弼已失去主管辽东的大权，一切以王化贞之意为进止。王掌握了用兵之权，甚至在广宁失守前夕，明廷已决定升王为经略，让他名正言顺地独主辽东。因此，广宁之战，经略熊廷弼已不能过问军事，纯由巡抚王化贞主管，实际上是王化贞与努尔哈赤交战，是对王的战略、战术及其指挥才能的严峻考验。战争的结果证明，这个自命不凡的王化贞，虽被明廷吹捧为不畏强敌的大丈夫，独守孤城保全河西的大豪杰，力挽狂澜誓死报国的大忠臣，原来却是一个不懂兵法的门外汉，大言不惭哗众取宠的骗子，游手好闲不理军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