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久的心迹。应该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如何防止大宋王朝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如何永保赵氏家族的世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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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4）
赵普的答复是：社会###的根源，在于武力对于政治的超强干预。藩镇权势太重，君
弱臣强，弱指难以驱使强臂，这是那些短命王朝的症结所在。根治的办法，就是夺他们的权，收他们的兵，控制他们的钱谷。这样，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
接着，赵普又进一步剖析了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五代皇帝多由夺位而来。这些夺位者，大多是节度使，而且多是由禁军将帅升迁的。节度使与禁军构成了直接危害皇权的两大权势集团。周世宗已经发现了这种危机，曾对禁军与方镇势力加以节制，但是，未能改变其作为武将拥立、夺权的工具这个性质。说到这儿，他就把话题直接转换为劝说太祖尽快收回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掌握禁军的兵权。
太祖认为，赵普对形势的分析很准确；但提到的这几个人，可与其他将领不同，他们一向忠心耿耿，是绝不会背叛的。
赵普说：“我并不是说，陛下这些结义兄弟会背叛您，其实，他们也不具备统御万方的才力。但是，如果他们手下的人，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要改朝换代，实行拥立，他们也没有办法加以制止。”
这一番话，可说到了太祖的心窝窝里，陈桥兵变的整个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连声说：“我懂了，我明白了。”他从自己据有天下的事实，认识到异已的军事力量可以对政治起支配作用，是对既得政权的最大威胁。他很怕那些手握重兵的人哪一天会“依样画葫芦”，再发动一场新的兵变。因此，对于身边一些共同举事的军事将领，产生了强烈的疑忌心理，不能不时刻加以防范，于是，下决心要收揽兵权。
一天，太祖以议事为名，把结义诸兄弟召集到一起。到齐后，每人发给一匹马，并一弓、一剑，然后避开一切随从人员，带领他们私出，来到郊外一处密林中畅饮。大家无拘无束，喝得十分痛快。突然，太祖起身，说道：“此处别无外人，你们中哪一个要想当皇帝，方便得很，只要动手把我干掉，便做成了。”诸将帅顿时吓得冷汗渗出，酒意全消，一齐跪下，伏地求饶。太祖稍稍缓和了口气，说：“看来，你们都是真心让我当皇帝了。”众兄弟赶忙齐呼“万岁”。最后，太祖说：“你辈既然拥护我为天下主，今后，就要尽臣子忠君之节，不得无礼犯上。”实际上，这是一场“释兵权”的预演，也带有“打招呼”性质。
接着，趁慕容延钊与韩令坤二人出外巡边、回京朝见的机会，解除了他们禁军主帅的兵权，安排到外地当节度使；并且，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而禁军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之功，不好下令罢免，便摆下了第二步棋：
四个月后，利用晚朝机会，请这些禁军宿将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屏退左右侍从，太祖显得十分亲热地说：
“如果没有众卿的拥戴，我是不会有今天的。然而，众卿又怎能知道，做皇帝也实在是太艰难了，远远赶不上当个节度使那样舒服，一天到晚都不能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听了，赶忙叩问缘由。他便接上说：
“我是担心天下坐不安稳啊。皇帝的位置，人们都争着坐。虽然你们没有异心，可是部下贪心不足，总是希图富贵，一旦有人也以黄袍加身，你们想要不干，能办得到吗？”
一席绵里藏针的话语，使这些将领觉察到自己已经深受疑忌，弄得不好将要遭致杀身之祸。于是，纷纷泣谢叩头，说：
“臣下愚昧，未曾想到这一点，唯有陛下哀怜，请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
太祖就势开导说：“人生一世，犹如白驹过隙，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人们都希图富贵，想要多积攒些钱财，自寻快乐，使子孙免受困乏，常保康宁。你们这一辈子也够辛苦的了，何不解脱兵权，到外地去出守边镇，选择些良田美宅买下来，为子孙后代置下永久能够保有的产业，再多蓄一些歌姬舞女，日夕欢宴，乐享天年。朕还要同众卿结为姻亲，君臣之间，永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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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5）
听皇帝这么一说，大家立刻就省悟了，便连连叩头谢恩，第二天就以健康情况不佳为由，请求免去掌管禁军的职务。太祖欣然同意，分别安置他们到外地任职，并给予很多的赏赐。唯有石守信兼任的职务如旧，但已不再握有兵权。事后，为了兑现酒席上的承诺，安抚这些失去兵权的禁军统帅，太祖果真下令在京城为他们建造豪华的宅第，给他们以足量的薪金；并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共同结为姻亲。
赵匡胤采用“赎买”政策，把那些勋臣宿将手中的实权顺利收回，使节度使变成一个只代表崇高地位与优厚待遇的荣誉性头衔，用以奖励和安置那些皇亲贵戚、封疆大吏。而那些百战疆场的领兵将帅，也已厌倦了长期的战乱与宫廷的斗法，更乐得脱离政务，坐享清福，安富尊荣。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整个过程。历代削藩镇、夺兵权，都必然伴随着一场凶险、残酷的血腥搏斗，前有西汉的“七国之乱”，后有明初的“靖难之役”，至今，其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犹彰彰在人耳目。可是，宋太祖赵匡胤所进行的削藩、收权，却能以和平方式达到预期目的。对于功臣，疑忌则有，荼毒却无，经赵匡胤之手，几乎没有杀过一个功臣，而且，“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作为一项祖宗家法传承下来。因而，赵宋王朝，在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是残害大臣最少的朝代。后代史臣称赞“杯酒释兵权”，是“识时势，善割断，英主之雄略”。看来，宋太祖确是走了一着妙棋。
当然，真理哪怕越过一步，也会成为谬误。如果说，前代帝王之失，多在于专恣、横暴；而宋祖之失，则是防范过当，“惩羹吹齏”，以致丧失了抵抗能力。即以下面这些举措来说，有的可能利弊参半，有的则弊多利少，甚至纯粹属于失误。
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太祖起用一批文臣担任知州职务，并在各州设置通判，使其权力与知州相等，以分散地方长官权限，避免出现个人专权的弊端。地方上的军事、民政、财赋、司法权限，全部收归中央管辖。在中央，对宰相实行分化事权、相互制约的办法，把军事行政权分出，划给枢密院；国家财政和地方贡赋划给三司。这样，宰相便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执政的群体，包括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三司使等十来个人。任何一个相职都不能独断军政大事。兵权上收之后，把原来由一个人掌握的权力分解为几部分，最后连战前作战方案的制订，战中现场的指挥，都不能归属于同一个人。军权、政务，一切全都听命于皇帝。
到了宋太宗当政，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防范将帅外出作战不听君命约束，实行“将从中御”的对策，每次出征，皇帝都要亲授机宜，交代事先拟好的“阵图”，大自战略布局，小至部伍行止，带兵者都不得擅加改变，自作主张。同时，还派遣宦官监军，部队一切动向，随时都向皇帝禀报。实际上，就是后来叶适所说的：“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这些做法，倒都符合权力分割、相互制约的策略，使任何一个军事将领如果想要拥兵自重，势将面对层层难以跨越的障碍，因而有效地防范了军人夺取政权的风险。实践证明，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再也没有发生过内部的兵变。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一举措却是失算的，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应对作战的能力。且不说，整个武装力量削减得弱不堪击，厢军更是从根本上丧失了战斗力，即以如此错综复杂的管理制度、指挥体系来说，运转起来必然滞缓无比，还有什么效率之可言呢！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北宋王朝的军队何以在对抗外部强敌时动辄不战而退、溃不成军了。
一着怪棋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巅峰，但已开始走向下坡路。就帝王的才略来说，宋太祖除外，也并没有哪个是真正大有作为的。当然，颂圣者代不乏人。那位自号“安乐先生”的道学家邵尧夫，写过一首《插花吟》，有句云：“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他还有一首七律，由于曾被收进《水浒全传》中，传诵得更为广远：
赵匡胤下棋（6）
纷纷五代乱离间， 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 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 莺花无限日高眠。
这些论断，都是过甚其辞的。当时的形势，哪像他讲的那么乐观！“太平无事”，更是无从谈起了。太祖刚刚取得政权时，其统治区域只限于黄、淮流域，主要是中原一带。后来有所发展，整个国土面积也只有唐朝的一半左右；到了南宋时期更加可怜，或许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清朝的五分之一。
当时，北方雄踞着先它五十余年立国的契丹，还有虎视眈眈的北汉；西面有日夕图谋东进的西夏；西南有坐险自大的后蜀；南面有吴越、南汉、南唐，占据着重要经济地区，割据称雄。太祖、太宗两朝，整整用了二十年时间，才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尔后，太宗七年间两度征辽，都惨遭失败，特别是高梁河之役，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就因创死去。到了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辽军大举南下，直抵汴京以北的澶州，宋廷惊恐万状，甚至拟议迁都，最后与辽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开创了有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