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蓝制服红领章的警察早已严阵以待。一个月前的8月25日，中国政府发动“严打”斗争——警察通知迟志强，他们接到南京警方的电话：拘捕迟志强。接下来的程序进行得很快，10月迟志强因流氓罪被判刑4年，罪名是聚众霪乿。一起跳舞的那些军干和高干子女都被判了刑，两名与迟志强各发生过一次关系的高干女儿同时判刑。
24岁的迟志强被判4年，他的青春时代在河北完县完结。1982年，他在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时，认识了一群高干子弟，后来这些年青人拉偶像迟志强和他们一起跳起了贴面舞，听邓丽君的《甜蜜蜜》并进而发生性关系。
迟志强在服刑期间表现优异，记了3次大功，提前两年释放。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1983年6月16日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他们杀死的27名无辜群众上至75岁下至两岁，其中男性19人，女性8人。多名女青年被弓虽。女干、车仑。女干。这一团伙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7月17日，公安部长刘复之在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状况，邓小平当即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
于是，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迟志强就是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不仅因为他正当红，还因为在1997年新颁布的《刑法》中取消了他所犯的流氓罪。
为了打击犯罪，保障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在1983年8月至该年年底的第一次战役的第一仗中，相关部门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缴获枪支18 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这场严打称得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由民间提供的检举线索就达150万件，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的犯罪分子有47 000多人。在这种威力下，10多名犯罪分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熄灭下去，从各类报道中不仅可以看到各种公共场所治安良好，连女工上下夜班、女学生下晚自习也不再需要家人接送了。
在严打的声威下，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养子胡晓阳弓虽。女干案被揭发出来，两年后，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也对几位高干子弟判了死刑。
这一年开始的严打，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也带有一些扩大化的成分，那种类似运动式的从严从重的判决浪潮仿佛是“文革”遗风。这种判决此后再未出现。
保障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为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在这一年，农村承包责任制大范围实施，中国农民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半个世纪前“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再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次“革命”的形式是“承包制”，它由5年前的凤阳小岗村扩展到1983年的海盐衬衫厂。企业改革在国有地方企业进入了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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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1984，企业元年（1）
1984，企业元年
这一年，王石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从一年前开始把玉米从大连转运到深圳卖给正大康地饲料公司，已经热火朝天地挣了300万元。1月24日，王石叮叮当当地骑着破自行车路过深圳国贸大厦时，还在考虑是不是以后干脆自己来做饲料商。这时的国贸大厦楼下聚集了一些警车、警察还有围观的群众，王石打听了一句，得知邓小平将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警察这是在清理现场。“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王石想。
4月的最后一天，深圳国贸大厦主楼提前一个月封顶，计件工资创造的三天盖一层楼的纪录被称为“深圳速度”。5月，王石用他当“玉米中介商”挣的钱注册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他把经营范围概括为“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除了当时最热门的生意——进口日本电器、仪器产品之外，王石还凑热闹地搞了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手饰厂。这些生意也是1984年“王石”们共同的致富方式。
在开展新业务的同时，王石还延续了自己倒玉米时的传统做法。这年秋天北京人王春堂来到展销中心，称自己手上有3 000万美元的配额指标，这种本属于大型国营外贸公司的指标在当时会以各种灰色的方式归官商“倒爷”所有——“倒爷”是那个特定年代北京人对能倒腾的人的统称。王石从王春堂手中定到1 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靠这个他能从中国银行贷到2 000万元人民币，再加之从各处凑来总计3 700万人民币后，换来王春堂1 000万美元的配额。当时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而王春堂手中的配额可以做到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这中间倒一下手，就是500万元人民币。这种生意方式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之一，而且比玉米生意来得还要方便快捷。
其他产品购销的方法和倒玉米有些相似：但中间商吃进的是人民币，吐出来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对于王石来说，如何获取外汇才是他赢利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公司首先具有进口许可证，换言之，政府背景与政策的活用，使有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地方连成一条线，从而一批有条件的人先富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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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1984，企业元年（2）
“王石”们在1984年的深圳如鱼得水，借助于这一年中国各地政府办公设备升级而来的采购热潮，他们早已从“挣钱”升级为“赚钱”。换汇这种对于有条件的人来说十分便当的赚钱方式，在20年后金融界定规范时期，已是涉嫌洗钱，但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洗钱的各方与国家法律相互视而不见。
这一年的1月，邓小平南下广东视察了数日，历史上把这次出行称做“第一次南方视察”，邓小平在广东中山住的是“中山温泉宾馆”。他每天晨练的项目是登上宾馆背后的“罗三妹山”，在这里眺望整座中山市。霍英东每天早上都陪邓小平登山，有时在山上会碰到一些当地群众，邓小平喜欢跟群众打声招呼或者聊一会儿天，他会在这个时候了解他们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有次霍英东陪邓小平登到了近山顶处，随行工作人员提醒，时间不早了，下山的路不好走，建议从原路返回。邓小平思索了一下：“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此后几天邓小平分别在深圳和珠海、蛇口视察，他一路上只看不说，在没有邓小平明确态度的情况下，各地政府的陪同领导曾经多次焦急地暗示或请他表态，直到1月27日，邓小平在珠海，才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有了这7个字，特区经济的发展受到了肯定。
3月，中共中央决定，“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由点向面的辐射状，最终沿海全境开放。
当南中国的经贸环境被一些商家嗅出气候时，在中国北京，春江水暖为一群科技人员最先感受到。在1980年还因为创立了服务部而跟中科院物理所领导闹翻了的陈春先，被1983年刚创刊的《经济日报》塑造成一个勇敢的“弄潮儿”，他的实践虽然一直没让他发过大财，但却鼓舞象牙塔中的科技人员对自己的价值有了一番再认识。重新定位后的科技骨干们不再犹豫在岸边，到了1984年，四通、信通和联想也都小头小脸地整出了门面。
柳传志不甘心再过那种从报纸养牛养猪的消息中捕捉政策导向的办公室生活了。他所在的中科院计算机所正面临着一个分化的时代。计算机所所长、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专家曾茂朝组建了信通计算机公司；科技处处长王树和成立了新技术发展公司，热情自信鼓动性极强的柳传志成了负责日常经营的副经理，还有一位副经理张祖祥，是这个十来个人、七八杆枪的公司里唯一有业务专长的人。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在柳传志上任前问过他对公司的预期，柳传志的愿望听起来很像一份军令状：“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事实上，在多年后，柳传志他们公司的年产值是200亿。
柳传志后来成了1984年下海人员中最知名者之一，他所在的中关村当时已经有了“电子一条街”，但是离陈春先心中的“中国硅谷”还差得很远。
这一年想在制造业和科技界有所作为的人还有大学刚毕业的李东生，段永平、史玉柱等后来成为成就中国现代企业的一干人。
所以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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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世 界（1）
【第五部分】
世 界
曾经俯瞰世界的日子已经显得有些久远，其实掐指算来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打开大门，室外的空气扑面而来，瞬间充满那抑郁已久的胸怀，把心灵带上了高空，睁开眼睛——再来看看这个世界！
1988，淘金潮
29岁的冯仑一路春风。此前几年他仕途顺畅，当过中央党校讲师，又在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从事理论研究及企业策划、组织管理工作。
198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冯仑带着两三个人从国家体改委到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到任以后，冯副所长眼前的海南热闹异常，杂乱得像个大县城，但他同时发现“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两眼放光”。
筹备海南体改所期间，冯仑他们的开办费是一张1万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