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经济适用男- 第6部分

　　　　所谓“过淮之苦”，指“积歇摊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诸费”，每帮过淮漕费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这是运军在漕粮运输中受到的一部分搜括。

　　　　王命岳的这段文字，将运军在运粮过程所受到的各种名目的勒索，基本上概括出来。真是“势要官胥，视运军为奇货，诛求横出，脧剥日深”。发生在整个运粮过程中的种种敲榨勒索，必然会影响漕运的顺利进行，清政府曾不断设法克服这些弊病，然而终清一世，未见奏效。

　　　　运军是漕运的主力，所以运军的待遇问题，是清朝廷十分重视的漕事要务。

　　　　运军能得到屯田，作为衣食之资。实际上这是明代卫所屯田的继续。清代规定，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顷。漕船原额一万零四百五十五艘，嘉庆时，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常年承担运粮任务的漕船大体在六千艘之上。每船装载粮米五百石，总数能运三百余万石。用于运粮的卫所旗丁有六七万名，分配给运军的屯田约六百三十多万亩。其中山东有六万多亩，江苏、安徽有四百二十五万余亩。但是，运丁“得田不能自耕，势必召佃收租”。甚至“辗转相售，屡易其主”。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漕督杨锡绂的奏疏中，已经出现了负债累累的“疲帮”。

　　　　运军还能得到行月钱粮，其数额各省不一，一般每名运军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月粮十石左右。本折各半，折色价每石银一两四饯。

　　　　运军从屯田和行月钱粮上所得，仅能养家糊口，根本无法满足各种名目的勒索。于是，他们就将各种盘剥再转嫁到纳粮农民的身上。在清代漕运中，运军敲榨纳粮农户，激起农民不满和反抗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江宁卫运军擅自加征行月二粮，激起百姓反对，结果耆民倪拱辰、陆德秀被害。知县潘师资愤慨地说：“正供额赋诚不得已，此行月粮何为者？且嘉定漕故永折，无漕则无运费，何用加行粮为？”对于早已交纳永折漕银的地方，尚要擅征，更何况那些“有漕有运”之地呢？对此，钱大昕评论说：“以不堪加之县，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竭髓，徒资群蠹瓜分、酌酒、陆博之资，民实不服。”顺治七年（1650），江南苏州府常熟县还发生运官率领运丁“殴官藐运”的事件。当时有仪真卫运官崔邦泰领运常熟，他统率悍丁“玩漕勒赠，苛索无厌”，常熟知县瞿某敦请速兑，崔邦泰等竟“聚众鼓噪，各持棍械，殴辱印官，乘机抢掠”，酿成事端。

　　　　在清廷看来，“国家之待运军，为不薄矣”。“舡只则有修理风蓬银两，安家则有坐粮，水手则有月粮，路费则有贴备，回南则有羡余，解给各项支销外，平日尚有屯田之利。”正粮之外，还有如四耗赠，比兑时，每石再加湿润米三四升。如此等等，仍不能满足运军的利欲，还要“巧恣需求”。于是，清朝廷为了保证漕运，尽量优待运军，而漕运官吏又千方百计地到运军身上搜括，运军再将各种勒索转嫁到纳粮农民身上，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而受害最深的当然是承纳漕粮的农民。正如任源祥所说：“今之有辖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于运军者乎，运军之常例，有丝毫不出于斯民之膏血者乎。”总之，清代漕运与明代不同之处，仅在于官收官兑更加突出，因而运军问题，往往成为清廷议论漕运的焦点。任源祥曾建议：“欲惠百姓，自运军始；欲饬运军，自胥吏始；欲厘胥吏，自官府始；欲正官府，自朝廷始。”如此推本寻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治的药方。清代漕运完全依靠官收官兑，依赖军运，因而在明代漕运中已经暴露的运军问题，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作品背景相关资料　漕河（京杭大运河）

　　　　元代开京杭大运河使运河贯通南北。但会通河所经山东地段地势较高，河道较窄，加以水源不足常苦水浅胶舟，不任重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派平江伯陈瑄疏浚江淮运河。又命工部尚书宋礼修治会通河（包括济州河在内），京杭大运河始畅通。清代继承明代遗制，继续疏浚和整治。

　　　　清代修治大运河，河道除人工开凿者外，还利用若干段不同水系的天然河道。天然河道，不时变迁，其中，黄河每次泛滥或者改道。必然严重破坏大运河。且天然河道概属东西走向，而大运河横贯南北，河床起伏地降差很大，因此河道工程极为浩繁。每段河道各有特点，除河名外，各有漕名。清代沿明旧，大致可分为七段：①北京至通州段称通惠河，漕称“里漕河”；②通州至天津段称北运河，也称白河、路河或外河，漕称“白漕”、“路漕”或“外漕河”；③天津至临清段称南运河，也称卫河或御河，漕称“卫漕”；④临清至台儿庄段称会通河，也称山东运河，共设节制闸四十余座，故漕称“闸漕”；⑤台儿庄至淮阴段是利用黄河，漕称“河漕”；⑥淮阴至扬州段称里运河，也称淮扬运河、南河或高宝运河。中经宝应、高邮、邵伯等诸湖，故漕称“湖漕”；⑦镇江至杭州段总称江南运河或转运河。又以苏州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北段称丹徒运河，漕称“江漕”；其南段称浙江运河，漕称“浙漕”。

　　　　清代治理运河重点有二：一山东境内会通河，一为江苏境内里运河。会通河地处鲁中山地，南旺号称“水脊”，地势高耸，水源缺乏。明代在戴村筑坝，导汶南旺，分水济运，以解决水源问题，又置水柜陡（牛）门，以调节水源，节制水流，才保证了会通河的顺利通航。但到了清代，水源诸泉多被填塞，会通河淤浅，安山、南旺、马踏、徽山等湖，逐渐淤淀，或被豪户侵占，辟田耕种，以致湖水日少，加以民田灌溉与漕运争夺用水，更影响蓄水济运。清代治理惠通河，除遵循明代旧例，修筑戴村坝，疏浚河道，培护堤岸，引水蓄湖，严闸启闭外，采取了如下措施：①申饬地方疏通泉源；②树立湖塘封界，禁止侵占；③将山东诸湖开浚筑堤，或增高培厚原有堤岸，蓄积湖水；④严禁百姓截流灌溉，违者治罪严惩。经康、雍、乾三朝连续治理，会通河百余年畅通无阻。

　　　　里运河治理更为艰巨。里运河北端的淮安与清口，为黄、淮、运交汇之处，上有洪泽湖，下有宝应、高邮、邵伯诸湖，南通长江，东连大海，河道纵横交错，地形和水系都很复杂。黄河泛滥，运河必坏。明末清初，河工年久失修，黄河年年泛滥，决口频繁，以致改道，夺淮入江，河水逆入清口，倒灌洪泽湖，合淮水并力东冲运堤。而江北里运河一线，黄、淮、湖、运联成一片，变为泽国，以致运堤崩溃，漕运阻塞。从顺治初年至康熙十五年（1676），治河修运，均乏成效。自康熙十六年，靳辅担任河道总督，在《河道敝坏已极疏》中，提出“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筹审治河全局，制定了大修黄、运两河方案。在黄、淮、运三条河干上同时兴工，大规模治河修运。在整治黄、淮河同时，清除山阳、清河、宝应、高邮、江都五州县运河河道淤浅，一律开挖深通，修筑河岸堤工，堵塞运堤决口三十四处，修建闸坝二十六座及涵洞五十四座，筑成清水潭决口东、西堤各一道，开绕西越河即永安河一道。此外，又开烂泥浅引河二道：一自新庄闸西南至太平坝，一自文华寺永济河头，南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也至太平坝，并把南运口移至七里闸，两渠并行，互为月河，俱达烂泥浅，分水十之二佐运，十之八射黄刷沙。以上各项，三年中次第告竣。二十二年，黄、淮两河尽复故道。里运河各项大工完成。于是，运艘及商民船只往来通行，安全无险。

　　　　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初，以黄河风涛险恶，漕运不便，于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遥、缕二堤内，挑开三百里中河一道，再改由仲家庄出口，并建双金闸一座。漕船一出清口，即可截流径渡北岸，由仲家庄运口进入中河（又称中运河），历皂河、泇河北上。自此，中河代替了明代以来的“河漕”，使黄、运分离，避免了黄河一百八十里风涛之险。后来，新任河督于成龙因中河逼近黄河堤岸，不便筑堤，又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六十里新河一道，是为新中河。康熙晚期，河督张鹏翮以新中河河头弯曲窄浅，漕船行驶不顺，故截用旧中河上段和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重新疏浚，仍名中河，并移中河运口于张家庄。至是，中运河才告最后完成。

　　　　乾隆晚期，河工日渐松驰。黄河多次决口，淤塞运道，清廷不及时修复，而开始借黄济运，勉强维持漕运。嘉庆时期，河患日深，几乎无岁不决，运道淤塞严重。道光初年，大运河已处处淤塞难通，几乎仅存一线河形而已。至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北徙，穿运挟汶而东，经东阿、历城，由山东利津入海。大运河长江以北运道，大部被黄河淤塞冲毁，京杭运道断绝。

　　　　古时运河上的货运，主要是漕运和盐运，而漕运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现象。自元代开浚会通河，江南漕船经山东运河可直达通州算起，至清末宣布废弃漕运为止，元明清三代相继推行漕运制度绵延600多年，而京杭大运河在历代漕运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历史上的漕运（即运送官粮），在明清时期粮运量基本保持在每年400万石的水平。而在当时，朝廷为怜运军、役夫之苦，准其携带一定数量的土宜货物沿途买卖，以博取微利，并且逐步放宽了其所带货物的数量。到清代，“凡漕船载米，毋过五百石，永著为例。旋准各船头工舵工人带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带二十石。嘉庆四年，定为每船多带二十四石”，来回携带货物，进一步增大了南北物资的交流。

　　　　随船运入山东的货物，不仅有南方的竹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