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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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国-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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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矜者,骄傲也,上至圣人,下至凡庸,几乎无一幸免,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所以毛主席告诫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实,岂止于落后呢,关羽连脑袋都骄傲掉了。
  人类天性中有许多弱点,骄傲便是一种。有的人,有得可骄者要骄,有的人,无得可骄者也要骄。如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是决不会忘怀他的军队踏遍欧洲大陆时,当大皇帝的那至尊无上的荣光的,这属于有得可骄者。那极卑微的阿Q自诩地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就属于无得可骄者了。虽然他没落到无可再没落了,仍能寻找到这种精神上的满足,凭这或大或小的资本,既可自我慰藉,又能获得一份优越感,于是,饭也吃得香,觉也睡得好了。
  所以,凡骄傲者,无不以过去和现在的声名,作一份资本。拿作家这个行当来说,一些同行就过度地看重他写出来的几本书,几篇作品,认为顶天立地,价值连城。其实,在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不过芥豆之微,过眼烟云罢了。但那种自以为了不起,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也真是让人惊异。许多远不是巨匠,只能说是稍有才气的人,硬是相信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天才;许多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十万八千里的人,却自我感觉离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奖台,已经不过咫尺之遥,折桂有望了;许多根本谈不上不朽,谈不上立德立言的人,就忙着建造自己的文学纪念馆,急于成立自己的作品研究会,做藏之名山、传之万世的准备。
  这种形近笑话的可怕错觉,一是来源于对于自身些许成就,过于膨胀的估计;二是由于抬轿子吹喇叭者的蛊惑。而后者,那些捧臭脚的吹嘘哄抬,拍马奉承,歌功颂德,顶礼膜拜,能使本来比较清醒的大作家,老作家,名作家,也目迷五色,不酒自醉,在那里作文豪状了。
  关老爷不是作家,是武人,但虚荣心也不亚于某些文坛巨擘。就是这样自误加上人误,最后走向麦城。现在来看,他的失败,一方面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太自信,太骄傲,太藐视别人,也就是“刚而好矜”;另一方面,也是众人太吹捧的结果。如果大家不那么起劲地把他敬若神明的话,也许他不相信自己果然那么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了。
  在关羽的吹捧队伍里,第一名大捧家是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弄得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对于自己的估计,渐渐失去一份实事求是之心。忘了自己曾经是一名马弓手,而真当上汉寿亭侯了;第二名大捧家是诸葛亮,连他在华容道放走束手待擒的曹操,也成了正确的错误,不敢予以追究,这不使他更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吗;第三名大捧家是孙权,非请人到荆州说媒,要把关云长的女儿娶过来作儿媳妇,结果关老爷还不赏脸,吼了一声“虎女安配犬子”,把媒人赶走了,孙权吃了闭门羹,碰了一鼻子灰,这一来,关云长益发地趾高气扬,哪把东吴看在眼里;第四个大捧家,还是曹操,关云长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其实离许都尚远,曹操虚张声势,赶紧提出来要迁都,以避其锋。这就等于把关老爷的虚荣心,哄抬到一个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位置上。最后,关羽被吕蒙打得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时,连早年被围土山,约三事的暂时妥协,也办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大树特树为盖世英雄,英雄怎么能低下高昂的头,此刻不但无路可退,连拐个弯也不行,只好“英雄”地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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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不死人捧杀人(2)
所以,鲁迅先生在一篇《捧杀和骂杀》的杂文里,尖锐地指出过,骂,倒未必会骂死人,但捧,却是可以致人死命的一法。一些作家,若是对于捧,没有清醒的头脑,还挺得意,还挺快乐,还觉得挺舒服的话,那可是危险了。所以,报纸上,刊物上,把某几位作家捧成“社会良知”、“人类希望”、“精神导师”、“文坛砥柱”。我总觉得这些捧场者,把话说过头了,多少有点居心不良之意。
  我们知道,曹操捧关羽,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看丞相是多么礼贤下士,襟怀宽阔,求才若渴,热忱感人。说穿了,不过是在延揽人心,扩大影响,其真意仅仅是在宣传自己而已。诸葛亮捧关羽,是求一个内部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他实施政策过程中,不至于被这个自视甚高的刘玄德的把兄弟干扰捣乱罢了,还是为自己方便。孙权捧关羽,那目的更简单,只是想麻痹对手,把荆州夺回来。因此,天底下的捧角者,无不有自己私底下不可告人的意图。这世界上,找不到一个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为酷爱吹捧而吹捧,无欲无念在那儿拍他人马屁的捧场者。
  在戏园子里,那些捧角者,无一不在打女演员的主意,想法倒也单纯,意在猎艳罢了。而在文坛上的捧场者,或是沾光,或是求名,或是混饭,或是拉虎皮作大旗,用以唬人,或是躲在谁的裤裆里,抽冷子龇出一股毒水来,以泄私愤,目的性就比较复杂了。但是,沉湎在往昔的辉煌中的那些头脑并不糊涂的人,很容易陶醉在捧场者的甜言蜜语中,而随之高烧40度,说些谵语,有些躁狂,也就不以为奇了。
  凡过高地估计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作出不能切合实际的自我评价者。这其中,一种人,是他自己,被一点成绩冲昏头脑,把“圣明”二字,连忙写在额头上;一种人,美人迟暮,壮士已矣,历史早掀过他那一页,仍抱着旧日情结,动不动翻出旧账。这两类人,是最经不起所谓“帮衬”之类的蛊惑,高帽一戴,便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等着登基了。于是捧救世主的,与当救世主的,加冕以后,便一块儿光芒万丈了,这也是那些捧场者企盼着的理想世界了。
  关云长终于留不住,走了。一路杀将过去,获得了盖世英名,因此,也有了骄傲的资本,一直到走麦城为止,这过五关、斩六将的胜利包袱压了他一辈子,成了无法摆脱的负担。其实,要是能够清醒那些对于自己的吹捧,其中有许多泡沫成分,就不至于神志不清了。肥皂泡在阳光下,虽然也能色彩斑斓一会儿,但终究一个个要破灭的。如能明白这个,留给后世笑话,也许会少一些。
  

张飞杀关羽(1)
读报上一篇文章,说到旧时河南某地的关帝庙,有一副对联,是这样评价关云长的:“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老实讲,在所有的关帝庙里,都是极颂其武艺功勋,操行德守,忠贞刚烈,义薄云天的光辉,还少见这样两分法看待关羽的持平之论。
  关羽投降曹操这个污点,和关羽成为神灵的不朽形象,这是一个令文学家难以为之圆其说的矛盾。有一出京剧,叫《古城会》,就表演的这段故事。在芒砀山落草的张飞,因为关羽降过曹操,不信任他,一时间产生出要杀掉他的念头。他也为无法辩白而苦恼,怎么讲,他是真正投降了的。正好,蔡阳追来,为关云长洗清自己,献上了一颗头颅,一刀下去,兄弟尽释前嫌。
  当时,诸侯混战,盗贼蜂起,争城夺地,干戈不息。背叛或者投降,反戈一击或者不告而别,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吕布。他一杀义父丁原,再杀也是他拜为义父的董卓,连眼皮也不眨一下的。张飞与他对阵时,骂他是“三姓家奴”,算是责备得厉害的了。看来张飞不仅猛,还很具有革命大批判精神,一下子揭了吕布的老底。
  再譬如刘备,投吕布时,对付过曹操;奔曹操后,回过头来共除吕布;在曹操麾下效力时,###袁术;依托袁绍时,又与曹操为敌。不到十年期间,变幻莫测,真称得上是朝秦暮楚,但这一切似乎和叛降了无关系,只不过被看作权术罢了。
  至于曹操属下的文臣武将,很多都是从对立阵营被曹操招降纳叛来的。如张辽原事吕布,如徐晃是杨奉部下,如张郃为袁绍旧臣,如庞德乃马超袍泽,如文聘曾事刘表……至于那位大谋士贾诩,曾经和曹操作过对,最后也投到曹操手下,至此也已是三易其主;至于许攸,则是官渡战役中背袁向曹投诚,并献计立了大功的。这些人,谁也没有觉得他们的行为,有什么荒谬的地方?
  张飞要杀关羽,就因为他降了曹操。他之所以那样怒不可遏,是从结义弟兄这一点上不能饶恕他的背信弃义。如果没有拜过把子,成为异姓手足,情同生死,张飞也许不会对关羽耿耿于怀了。
  关羽降曹后,在许都,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礼遇优渥,有收买笼络之心不计在内,其余将领对关羽也是敬服的。没有因他背叛刘备而看不起他。只有一个例外,那是蔡阳,后来被关羽祭了刀,倒使关张和好如初,兄弟相聚了。
  种种迹象表明,在三国,或者还往后的年代里,放下武器投降,或者背叛原先的主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西方人观念中,认为生命价值是高于一切,如果确实再战斗下去惟有死亡一途的话,那么缴枪投降,按照日内瓦公约,作为战俘,要求敌方应以人道主义待之,是极其正常的。根据关羽被曹军围困在土山的情况,还有刘备的两位夫人在,他放下青龙偃月刀,是无可非议的。
  但后来的中国人,讲究气节,讲究到偏执的程度,就过分了。若从这个角度,关羽哪怕有一丝动摇,都属于叛变行为。应该在土山上杀身成仁,马革裹尸,誓死捍卫,抵抗投降。所以,张飞把关羽杀掉,绝对是可能的。试想,在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认定,凡曾在白区工作过的,都是叛徒,不是叛徒才怪,多少人为此关进牛棚,饱受凌辱,屈打成招,含恨而死,便是这种极端偏执的思想所造成的。那当然是绝顶荒唐的逻辑,可一时间却成了十分正经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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