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建安文学的主帅（1）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与安定的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
但到了建安时期，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曹丕的诗《于谯作》中：“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尤其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无情镇压，人人胆战心惊，唯恐连坐，精神萎靡不振的状态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
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里，具体地描写了他们的一次出游，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尽，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这种文友间的平等来往，证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为五官将的曹丕，那时正如日中天，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这样不摆架子，与一个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时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所以，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生存的一群作家。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文人的一种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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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的主帅（2）
然而，文学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价。因为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有一个，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动改造的，那就是刘桢。还有一个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曹操作为文学家，写诗是一把好手，作为政治家，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但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就看曹操对付那个自视甚高的刘桢，就可知道文学家永远不是政治家的对手。他把刘桢送去劳改的理由，就在于这位文学家崇尚“通脱”，到了过头的地步，也是不怎么安生，越出了文学的范围，才惹祸上身的。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请他的这些文学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几位。当时，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语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闻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来想一睹芳容，也许正是刘桢的主意。
《三国志》裴注引《文士传》中讲述了这段插曲，说道：“刘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就因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脱”和不在乎，对不起，关进劳改营去采石了。
过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如何？’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世说新语》）看来，这篇即席吟诵的《琢石赋》，把文学家的曹操打动了，当场把他释放。看来，这该是最早的大墙文学了。张贤亮和丛维熙两位先生，常为自己是否大墙文学之父之叔争论不休，其实，大墙文学之祖，这位刘桢先生倒是当仁不让的。
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从此，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吗？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以适可而止为佳，太自以为是了，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回应。假如这反馈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利克摩斯剑，大多数凡人，是不大容易潇洒得起来的。于是，不但不“通脱”，甚至拘谨过分了。曹丕在刘桢死后，与吴质的一封信里评说到他：“公干有逸气，但未遒（尽）耳！”看来，在采石场劳改了一阵，不但为人，连文章也收敛了不少，所以魏文才有“未遒”之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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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的主帅（3）
因此，以后听到有些不知世事深浅的年轻人，不问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动不动指责一些作家，为什么懦弱，为什么不说真话，为什么不顶着枪口上，为什么不杀身成仁？看似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其实不过是站在干岸上，说风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