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父附身，口传圣训。而反对他的人，也用装疯卖傻这一招对付他。这些金田起义的农民领袖，到了南京建都以后，居然大庭广众之中，跳大神似的开很认真的玩笑，实在是够有幽默感的。
由此可以看到，造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如何根深蒂固。到了后来，实在无神可造，干脆造自己：伟大呀！英明呀！神圣呀！救世主呀！那就更可怕。反正，不论谁上台，都得念这本经。这说明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宁肯老百姓永远地愚昧，而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严加防范的原因了。不愚昧，迷信无法施展；不迷信，哪还有天、神、人的崇拜呢？
那些起义领袖，造反头目，从陈胜、吴广起，无非草莽英雄、不第秀才、囚犯刑徒、兵匪流寇之辈，都是些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铤而走险者。反正死罪一条，就豁出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了。最后虽然成为燎原之势，但终究缺乏登高一呼而天下回应的向心力、感召力，也十分缺乏领袖群伦的人格魅力。而且在未成正统前，由于反抗朝廷，反抗正统，那种免不了的心理弱势所形成的心理障碍，免不了像一只刚脱壳的螃蟹，不那么胆气十足。唯一能给自己这种软弱壮一壮胆的，就是神了。张角不找“南华老仙”，凭他那不第秀才，谁会信他是个“大贤良师”呢？
邪教与造神（2）
于是，造神，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然后自己也成了神。
翻一翻中国历史，便常常是这样一个个人迷信恶性循环的过程了。
平民三国
听书，是一种中国式的读书方式。
起初，这是为老百姓准备的。因为，一、他们文化不高；二、在印刷术未普及前，书籍很贵。所以，就由一个识字的人，念给大家听，像后来的读报一样。慢慢地，说书成为一门艺术，有文化、有学问的人，也愿意用耳朵享受听书之乐了。
《三国演义》这部书能够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且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主要的原因，就是贯穿全书的平民精神。因为说书人要使听众耐心坐下来，不抽签，不退场，不起哄，不叫倒好，就必须了解听众“喜闻乐见”些什么。所以从演义一开始的绝对市井气息的桃园结义，到猛张飞用树条痛打小官僚，到那小哥儿俩皇帝落荒而走的狼狈万状，确实是满足了老百姓的欣赏欲望，他们是以老百姓的心理来描写这段历史的。因此，《三国演义》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代创作人员，特别是历代说话人的平民意识。
虽然这是一部写帝王将相的书，老百姓在这部书里，基本上是被凌辱、被驱赶、被屠杀、被当作像俎上肉一样地摧残的一群。但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的当朝天子，也有“相抱痛哭，吞声于草莽之中”的时候，那位督邮大人，也有裸着肥硕的屁股，让人鞭打的时候，这正是蚁民们极愿看到的称心场面。因为相抱而哭和撅起屁股挨打，本是群众的家常便饭，现在也轮着皇帝老子和父母官尝一尝了。
《三国演义》的作者，能如此适应读者的消费心理，倒是值得后来人好好学习的。所以，开宗明义，张翼德怒鞭督邮，便成了《三国演义》的第一出好戏。当台下的老百姓，看到那吆五喝六、不可一世的小官僚，被睁圆环眼的张飞抽得魂灵出窍时，无不会赞一声：“打得好！”而感到痛快的。读书至此，也有浮一大白的畅快。
为什么千百年来的老百姓，津津乐道这次怒鞭督邮呢？看戏看到这里，都会为张飞鼓掌叫好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张飞揍的这个小官僚，也是老百姓最想揍的；是张飞替老百姓出了这口气。但实际上，元凶首恶绝不是他这个小小督邮，而是官做得比他大的当朝一品，是十常侍，当然更是那位昏君。
但中国老百姓，常常不怎么恨皇帝，因为皇帝离得太远，俗谓“天高皇帝远”是也。在戏曲里，在民间故事里，皇帝老子，甚至天上的玉皇大帝，总是被描写成一个可以愚弄、欺骗的傻子，一个坐在龙椅上的智商较低的角色。而最切齿痛恨的，倒是直接坐在老百姓脖梗上拉屎的官吏。俗话“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督邮，今天来看，也不过一个科级或是处级干部罢了。然而他却打着皇帝的招牌，拉大旗作虎皮，来到安喜县为所欲为。正是这些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残酷暴虐、巧取豪夺、吮吸民脂民膏的官吏，是直接迫害老百姓的统治机器，也是老百姓最为深恶痛绝的。张飞动手揍，老百姓最解恨了。
《三国演义》是从民间口头文学，所谓“说三分”开始这个伟大的群体创作的，反映中国老百姓最基本的心愿，爱其所爱，仇其所仇，善其所善，恶其所恶，是此书的一大特色，也是这部小说生命力的所在。所以，这个督邮，就成了老百姓的出气孔了。
历史小说之难，在于这种真与似真的天衣无缝。《三国演义》中很多重要人物，由于既是历史，必受历史的约束；又是文学，无法不作文学的铺陈。因此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存有这两者扭结组合中的相互悖谬，不够统一的遗憾。所以，无论刘备、关羽，或是曹操，都有那种性格上矛盾背离得令人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独有张飞，自始至终是完整的。因此，他的这种天然自成的可爱之处，最能被读者欣快地接受。
而对于后世写作的人来讲，若能像《三国演义》这样考虑到群众的“喜闻乐见”，而不天马行空，自得其乐，确确实实眼睛向下，写一些抒发老百姓心声的作品不也是一种启发吗？
永远的三国（1）
现在，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文学颇有点不景气了。一位个体书商向我诉苦，他搞的几本书砸了。
于是，他感慨，不知道读者现在的胃口，到底想吃什么？武侠的书潮过去了，港台的书潮过去了，隐私内幕、社会热点、侃爷文学、情爱性恋的书潮过去了。他做过挂历生意，原来那些美女，只要穿得越少，就越好卖。现在，哪怕一丝不挂，哪怕买一送一、送二，也很滞销了。据此，他判断，不会很久，再把镜头瞄准裤裆的书潮大概也要过去了。
无论什么东西，多了，就倒胃口，这大概也是个规律。
其实，在文学生活中，要把这种不景气看作是正常，而把过去那种太景气看作是不正常，才是正常心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确实空前繁荣过的，但那是十年文革浩劫，造成一片文化沙漠，人们如饥似渴地反弹。如今国泰民安，海晏河清，大家一心投入市场经济以后，文学不是歌星，不是影星，回到它比较寂寞的位置上，似属理所当然。虽然，有“识”之士采取了种种强刺激，诸如文稿拍卖，竞相兜售，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诸如加上方框□□□□□，和下删若干字之类，刺激读者的性冲动，希望从处于困境的文学中再榨出一点油水。其实，这都是饮鸩止渴，反而更使文学掉价。
文学总是要生存下去，大概只要有人在地球上活着，文学就会找到自己的读者，只不过是数量多寡的问题。因此，除了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自我欣赏的作家外，怎样使作品不是靠性器官，也不是靠吹牛皮，而是靠读者真正的喜闻乐见，促进文学的发展，便是作家努力以赴的事了。
我想，研究读者的消费心理，也许是作家和出版家的重要课题。除非他写东西不想给别人看，否则的话，作家写了书没人看，书店出了书没人买，恐怕是很糟糕的。
我问他：“那你总得做点生意，弄点书卖呀！”
“还不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售得慢些，但总能卖得出去！”
我不禁感叹，幸亏我们有老祖宗留下兵马俑，留下金缕玉衣，留下马王堆，也给我们留下了饭辙，还得靠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赏饭。
这些名著，我们的上代人读过，我们长大了又接着读，而我们的下代人，上学识字以后，还要读下去的。他们的文学生命力，是永恒的。所以，这些书是读者的常青树，也是出版社的摇钱树。我就听说过，有些出版社实在揭不开锅的时候，就把这些古典文学翻出来重新加印，以解燃眉之急。
虽然有人统计，书价已经涨得不像话了，在物价指数中，是涨幅最高的。但仍有读者，都是些普通的百姓，舍得十几元、数十元，去买一部《红楼梦》，或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明这些书，具有永恒的魅力。他们买了书，也不是去作学术研究，所以能够津津有味地看下去，主要是看热闹。前面提到的似水书潮，一浪一浪地流过，不是不热闹，但那种热闹，过了也就过了，升温快，降温也快。而这些名著的热闹，不论读书的人，何时何地何种心情，翻开书来，总是看不厌，而且每次读，都能找到新感觉。
这实在值得写作的人深思的。
对大多数看热闹的读者来说，并不怎么关心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只是被贯穿在书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语言所吸引，才看下去的。《三国演义》是一部写帝王将相的书，《红楼梦》是一部写世家贵族的书，书中的世界，和那些普通读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相距甚远。但为什么能够让人手不释卷呢？
应该说，读书是个奇怪的投入过程，在捧着《三国演义》、《红楼梦》的时候，读者就仿佛成了汉朝和清朝的臣民；一旦放下了书，他就退出角色，回到现实中来，但怪就怪在书中人物的影像，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会使读者从他个人的生活阅历，所经所见去寻求对应，不断印证的。于是有愤怒，有激动，有感慨，有快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所在了。至此，无所谓历史，也无所谓现实，所有那些显赫威风的、冠冕堂皇的、甚至是不可一世的、令人诚惶诚恐的人物，平素里，老百姓都得仰起头来看，现在完全在读者的审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