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一直要收拾他的曹操手里，当然是找死了！
最后，就被曹操借口这次泄露军事机密，杀了。
曹操先杀祢衡；继杀孔融，后杀许攸，又杀崔琰。杀杨修，是比较晚的，好几次要除掉他，没有下手，或许嫉才的同时，也爱才吧，最后曹操还是将他枭首示众了。谁让他卷入宫廷继承的斗争中去呢？那是一种最危险的游戏，他下错了赌注，押在赌台上的，却是他的生命，对不起，上绞刑架吧！
因为曹操杀的这些人，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左右舆论的力量。所以，比之他杀吕伯奢，杀陈宫，杀董妃、伏后，杀吉平、董承所产生的负面反应，要强烈得多。杀了他们，生前有人说，死后还有人说，再伟大的统治者，能堵得上一代人的嘴，堵不上后世人的嘴，当然就要产生久远的影响。
直到前不久，还有一出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来评估这段史实。
凡统治者，除极个别的把读书人捆绑起来扔到江里淹死者外，并不特别专门和知识分子为敌的。除非他暴虐成性，非要焚书坑儒不可。有的只是由于非知识分子出身，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排斥情绪。例如汉高祖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最终按着叔孙通的礼仪彩排，尝到做皇帝的威风，也就改变了对儒生的看法。凡做皇帝，少不了需要谋士出主意，儒士写文章，文士唱赞歌，雅士凑热闹的。但不需要跟他###，有碍他统治的知识分子。因为所有当皇帝的人，无不相信曹操儿子曹丕的话，“文章乃千秋之大业也”，对意识形态十分看重。
尽管千百年来，统治者深知曹操杀了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受到后世人的谴责，名声很不怎么样，但也不怎么引以为戒。一旦知识分子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皇帝、军阀，仍旧照杀不误。所以要杀，原因就在唱反调。祢衡公开诽谤，孔融刺议朝政，许攸妄自尊大，崔琰反对称王，曹操当然饶不过他们。
历代统治者，绝对不杀知识分子者寡。不过，杀多杀少，也各不一致。有时候口子开大一点，能把大家杀得鸦雀无声，但有时候也不大灵，越是杀，唱反调者也越多，杀不胜杀，就只好杀代表性的人物，曹操就采用这个办法。因为他用的知识分子，怎么也比杀的知识分子多，所以他在历史上，不像坑儒的秦始皇那样被看作暴君。
至于杨修之死，好像又与祢衡、孔融、许攸、崔琰不尽相同。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指出：“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这大概也是一部分命运蹭蹬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根源。好出风头，哗众取宠，恃文傲世，性乖情异，这些文人恶习，若陛下不热衷文字狱的话，倒也不至于送命。不过，一部中国历史，也就是一部文字狱史，所以，李贽才这样说的吧？不过，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但自己也还是死在这个“聪明而好露”上，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的性格悲剧了。
不过，杨修又当别论，他介入了宫廷的最高层次的权力分配的斗争漩涡中去。这才是杨修真正的杀身之祸。
他实际是那种不聪明的聪明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曹操爱才，有可能传位于次子曹植，他就成为植党。曹植有才，他也有才，惺惺相惜，亲密得以至曹植一天不见他，连饭都吃不香。其实，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每当接触到实际的继承问题时，所谓的“才”，决不是首先考虑的条件。如何保持这个政权，便成了第一位的选择标准。“才”，包括才干、才能、才智、才气……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国之君来说，无才，国家机器照常运转，而有才，则必要施展，而施展，好和坏就各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杨修太看重“才”，曹操当然也不是不看重“才”，但一涉及江山大业，大文学家曹操就得让位于大政治家曹操，他必须得把王位传给曹丕，这就是必然的选择。
曹操杀士（2）
当曹操征求贾诩意见时，这位谋士（自然也是知识分子了）提醒他袁本初废长立幼的教训时，杨修的头，从那一刻起，就不在他的脖子上了。
聪明过头，便走向反面，这岂是杨修的教训吗？
。 想看书来
庞德抬棺上阵
庞德与关羽决战，让部下抬着一具棺材上阵，存不败必胜之念，抱非生即死之心，“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作为一个将领，能有这种求死的信念与敌决战，当然是极勇的表现了。
及至短兵交接，水盛船覆，为羽所俘，立而不跪，宁死不降，那份壮烈，也是值得钦敬的。
庞德原是马超部下，投过张鲁，多次与曹操交手，后被俘获，是投诚曹操麾下较晚的一员降将。在与关羽作战时，故主马超已为西蜀五虎上将之一，其兄庞柔为刘备做事，任职汉中，庞德却如此忠诚于曹操，任凭关羽诱降，不为所动。甚至还说出“魏王带甲百万，威震天下，汝刘备庸才耳”的话。值得研究的，倒不是庞德这种矢志效忠的精神，而是应该看到曹操如何使其这等归心不贰，效忠至死。看来，他的对待降将的态度，和他的用人政策，是相当的有效和成功的。
曹操一生，不惮使用降将降卒，甚至连视之为寇的黄巾，他也敢择壮者为兵，弱者屯田，扩大他的队伍。至于文臣谋士，大部来自对手阵营，例如辅佐他们父子两世的贾诩；随他南征北战的武将，除曹姓和夏侯姓外，几乎都非他的嫡系，很多将领曾经是他的敌人，张辽就是吕布旧将，战败投降的。在他征战立业的数十年中，全赖这些人为他开疆辟土，创立功勋。
他的用人之道，值得赞叹，此前此后，能与之相比拟的领导者，还不多见。
第一，他具有大河不择细流的气度，广开才路，来者不拒，不来者请上门去，甚至不惜下大本钱，招贤纳士，胸襟宽阔，不咎既往。
第二，打开人才之门，自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免良莠不齐，他不因噎废食，不但具有凡能为我所用者悉用之的勇气，还有不怕承担风险，予以重用的胆略。
第三，赏罚分明，恩威并施，不拘一格，驾驭有术，具有使其抵死相随，忠诚效力的领导魅力。
就看曹操与庞德纳下先锋印时的两句话，“卿不负孤，孤亦不负卿也！”就可知庞德为什么出现抬棺的由来了。
所以，一位领袖的人格力量，所产生的凝聚力、向心力，也是他能够成功的因素之一。
错位的关羽（1）
在《三国演义》中，抬得最高的，一是诸葛亮，一是关云长，但他们最后都失败在非等量级的对手手里，孔明还能得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同情，而关云长虽然被后世人敬之为神，尊之为帝，但他死在陆逊、吕蒙手里，输得非常之惨，从此落下个“只提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的经常被引用的讥诮之语，可见后来人敬重之余，对他的失败，多少认为是他老人家咎由自取，属于活该的了。
不过，此人感觉好，而且总好，特别封了汉寿亭侯以后，就渐渐地感觉错位了，到独挑大梁，驻守荆州时，已到了目中无人的程度。感觉错位，是件别人看来可笑，而对他本人，则是可怕的事情。要是关老爷有些许的清醒，也不至于走麦城，身首异处了。
《三国志》载：“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庞德。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
按《三国演义》的写法，关羽攻樊，是诸葛亮用来分化曹操联吴攻蜀的计谋。但在单刀赴会后的关羽，鉴于荆州暂保无虞，而西线的节节进展，使他黯然失色，这对他来讲，是不能宁耐的。所以，他是急于想立功斩将，夺城略地，与张、赵、马、黄一赛高低的。
在这种骄躁情绪支配下，拒婚孙权，激怒东吴；谢爵辞封，目中无人；罚糜惩傅，遗患一方，任命潘濬，所用非人。以及对于吕蒙称病的失察，对于陆逊谦卑的得意，小看东吴以及不提防，这一连串的失误，埋下了日后败师的种子。而这一切，是在毫无制衡和约束的情况下，关羽独自任性而为的结果。
因为如果诸葛亮让他离荆攻樊，而不派员代领牧守，以防吴之乘间偷袭，则非运筹帷幄的诸葛亮了。但若果然委任赵云（那是最恰当的人选）或其他人，来荆州接替，那也不是充分了解关羽的诸葛亮了。对这位自我独尊的将领来说，孔明不会派谁来的，也许那将是更坏的结局。
若无襄阳大捷，吓得曹操迁都，胜利冲昏头脑，也许还不至于最后的惨败。大胜以后大败，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的。
关羽失败的根源，就在这个错位上。刘备自称汉中王，封他为五虎上将之首，他火了，拒不接印。表面上他是不愿与黄忠老卒为伍，其实，他不能忍受的，是把他与别人平等看待。其实，他未必不想，刘备为汉中王，他镇守荆州，至少也该有个“亚王”名号才是。直到费诗说“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也”这句话，才心满意足，费诗当然是哄他，但也看透了他的这种错位的感觉。
孙权为了联姻，派诸葛瑾来说亲，两家结秦晋之好。成不成，在于两相情愿，即使交易不成，人情还在，不至于关羽如此勃然大怒，竟说出“虎女安肯嫁犬子”这句话，还要砍媒人的脑袋，就没有任何道理了。连曹操都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他和孙权正在较量中为敌时，怀着敬佩之情说这番话的。此时，吴蜀尚是盟友，即使敌国，也不能如此倨傲狂妄。分明是在恶化气氛，使得本不巩固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