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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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国- 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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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肯定有一主持公道的上苍,虽密室之语,也纤毫必闻,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百姓可以出一口鸟气。但由于现实并不是都能讨得一份公道的,就只好再加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两句,借以自慰。
  公元254年,魏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紧跟着,公元258年,吴孙如法炮制,废孙亮,立孙休。大臣擅自决定皇帝的去留,在封建社会里,是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只有董卓才干得出来。所以,汉献帝衣带诏事发以后,甚至还发生过伏后事件,曹操也不敢轻易把献帝废掉。司马懿对于曹爽专权,曹芳暗弱,也未对这位邵陵厉公采取什么拥立新君的措施。但他的儿子司马师强大到足以不买旧秩序的账,而且嫌曹芳这位帝王有碍他的发展,于是,废帝另立。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东吴的孙随后仿效,然后,他的弟弟司马昭也来这一手。这种不约而同的连锁反应现象,在历史上是常见的。
  同年,九月称帝的孙休,十二月就把扶他上台的孙杀了,并诛三族。公元260年5月,被司马师选中为帝的曹髦,杀司马昭不成,反而因此受害。虽然一则成功,一则失败,但实际也是一种连锁反应。当然,曹髦敢于发难,受孙休杀臣成功的启发,才敢贸然行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社会现象中,类似相同的历史,常常不期然地重演,蔚然成风,不是什么怪异。这种惊人般的相像状况,联袂而来,绝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在三国末期的这类皇室衰微凌夷,权臣予夺予取的事例,也是由于当时政权处于新旧交递之中,很自然的产物。
  这种新的统治者对于旧的统治者的残酷屠杀,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是正式改朝换代前经常出现的插曲。由于这种东方式的权力更迭,总是按其专制政体的野蛮血腥程度来决定屠杀的规模,所以,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因此曹操对于汉献帝的镇压,和司马师对于曹芳的废黜,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权力争夺的必然规律。在专制国家中,只有这一种或你死,或我活的解决办法。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仓皇辞庙”的君王,命运或者下场,大抵是相同的,甚至到了已无断头台的近代。东方社会里仍然由于缺乏最起码的民主程序,因此,某个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一旦突然非正常的终结,与生命的死亡,人身的消灭,实际上等于是一回事。
  在中国超稳定的统治结构中,任何变化,都只能是表面的,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新上来的主子,与下台主子的区别,就在于坐在金銮殿上的面孔的不同罢了,实质体制是不会作大的改动的。因此,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权力层面上的人事更迭,而对于不变的制度,并无触动。所以,这就保证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论哪个阿猫阿狗当上了皇帝,只要坐在了龙椅上,很快就被人推翻者不多。中国人能够接受或者忍受任何庸君、昏君、暴君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不变的制度像桎梏一样,所养成的毫无反抗精神,失去思想能力的奴性。
  鞭子是第一位的,至于拿鞭子的手,换来换去,对于挨打的屁股来讲,是无关紧要的。
  换汤而不换药,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实质。也因为只有形式的变,而无内容的变,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延续了几千年。甚至辛亥革命以后,皇帝没了,和小农经济相联系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却并非随着皇帝的消失而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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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这面镜子(1)
人是感情的动物,世界上一切人类的活动,无不是由于人类感情所催发而生成的。所以,爱的感情,是一种促进人类进步的原动力,恨的感情,同样也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恨,是人性恶的一种强烈表现形式,正如爱是人性中最善良、最美好的感情的流露一样。恨所体现出来的种种乖戾悖谬,阴刻卑劣,残忍险毒,暴虐严酷,一直到杀人越货,伤天害理,疯狂报复,人性丧失。是由于人类先天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占有欲望,和几乎属于本能的排斥异己的垄断心理,与后天的社会不公正,人类不平等以及正义、邪恶、良知、罪行等外部环境所产生的严重冲突,而使心理失去平衡的状态下逐步形成的。
  作为统治阶层的人物,上至帝王、宗室、后妃、储子,下至将相、官僚、吏属、衙役,这些人在对付被统治者的反抗时,常常由于集团利益,能够惊人地保持一致,但在统治集团之间,因实力的强弱,地盘的大小,权益的多寡,利害的轻重,而形成的矛盾冲突则表现在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上。那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就叫权术。而对于权力层面的人物来讲,权术,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手段。也是人性恶的一种展现方式,《三国演义》一书,就是一本讲权术的书。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以崇高的感情外衣掩盖下的本非良善的结契,到最后邓艾、钟会的二士争功,死于非命为止,贯彻始终的无不是人性恶的表演。恶,推动着“合久必分”,同样是恶,又促进了“分久必合”。
  由于恶,在这同一战场上,魏延、杨仪在前,邓艾、钟会在后,演出了情节故事,矛盾冲突大同小异的火并的悲剧,毫无疑问,是导演这出戏的诸葛亮和司马昭,把握住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性恶的本质,驱使他们产生出不共戴天的互相厮杀的仇恨。但也应该看到,同样由于恶,在毫不容情地加速着魏亡、蜀灭、吴降的进度,使时代跨入一个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一切,都不以人们的善良意志为转移。于是,善善恶恶,爱爱仇仇,就是人类感情活动的全部内容。
  正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和恨,善和恶的推动,使社会的变化加快,使人类的竞争加剧。于是,聪明才智的超常发挥,精神世界的飞跃升华,便成为可能。
  所谓乱世出英雄,并不是上天安排,英雄多生于乱世,而是乱世能创造更多的磨炼机会,以及可以脱颖而出的机遇。太平盛世,按部就班,长幼有序,循规蹈矩,英雄就不大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无用武之地,也就显不出盖世英雄。所以,由治到乱,或者由乱到治的过程,总是人才辈出的时期。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三国这段九十六年的历史时期内,得到最充分的论证。
  自黄巾起事,天下大乱,于是干戈四起,烽火不止,此其时也,诸侯蜂拥而动,豪杰不安于位,正是风云变幻,群英际会的良机。董卓跋扈,吕布骁勇;曹操枭雄,刘备韬晦;袁氏兄弟,逐鹿中原;荆州刘表,举足轻重;江东孙氏,虎踞龙蟠;诸葛孔明,定计三分,俱是不可一世的领袖人物。乃至于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鲁肃、周瑜、吕蒙、程普,张辽、乐进、于禁、许褚等武将,到徐庶、庞统、法正、谯周,荀彧、荀攸、贾诩、郭嘉,张昭、顾雍、诸葛瑾等文臣,称得上人才济济,群星璀璨,才演出了精彩千古的三国英雄会。
  等到魏、吴、蜀立国称帝以后,基本步入正轨,虽然还有司马懿、陆逊、魏延这类杰出人物出现于国与国之较量中,但叱咤风云者,已寥若晨星矣!到了三国末期,也就只有邓艾、钟会差可比拟。至于蜀之姜维、吴之诸葛恪则更是等而下之了。
  这也可以说明人才成长的一个总规律,战争(从政治、军事、经济,当然还要包括各式各样的厮杀较量)是启动才智产生链式反应的最有效的起爆器。
  所以,《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从第一回汉光和七年(174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事写起,洋洋洒洒,到最后的第一百二十回晋咸宁六年(280年)、太康元年(280年)吴主孙皓降晋为止,以七十余万字,把魏、蜀、吴三国兴亡盛衰的九十六年间纷繁复杂的事件,数以千计的人物,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要言不烦,精彩纷呈,确实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部辉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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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这面镜子(2)
因为中国人有记载历史的悠久文化,也有演义历史的古老传统。这部书就是融正史记载和民间演义于一体的杰作。从“以史为鉴”的角度来考察,再比不上这部书,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历史启发了。所以,在明清,这部《三国演义》,又被称之为“第一才子书”,可见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
  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部难得的历史小说,是记录了三国这样一个特别生动深刻、复杂丰富年代里的历史小说。因此,无论什么时代来读,无论什么社会体制下读,更无论什么人来读,都会具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这部小说中无数人物的感情世界,生存空间,命运走向,人生历程,都能供后来人参照,并从中获得启示。
  爱和恨的感情,构成了历史,遂像一面镜子,供后人借鉴。
  甚至到结束这部小说的最后一个人物,那个残酷的暴君孙皓,是如何令人发指地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再返回本书第一回汉末那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陈尸遍野,饿殍千里的年代,似乎也就是整个中国漫长历史的写照。在这几乎是数千年中国人命运的微缩篇章里,读书的人难道还会得不到生存奋斗的启示么?
  三千弱水,取一瓢饮,这部积累了几乎是中国人全部智慧的《三国演义》,即或是一鳞半爪,也是一种生存的学问。在认识人生,体味人生,奋斗人生,改变人生的过程中,能使我们稍稍聪明一点的话,不也是件有益的事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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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的人口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王朝标明为“末”的时期,都是老百姓饱受痛苦的灾难岁月。汉末三国时期,如此,唐末、宋末、元末、明末、清末,无不如此。
  一棵大树的砰然倒下,不外乎外力的突然摧折,或内部的逐渐败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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