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一觉”奋斗。
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轻柔地向大腿推去，一次又一次。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在睡眠上，毛泽东有时像个孩子。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毛泽东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这种按摩不能急剧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判了他的这一观，不能停顿，不能有突兀的动作。应当连续绵长。像春雨一样轻柔持久。我感到臂乏腰酸，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轻轻地、悄悄地、不断地改变姿势。时坐、时俯、时跪，借此调节筋骨肌肉。让身体各部轮替获得休息。
天已近午，隐约能听到蝉鸣声。他终于合上了眼。《楚辞》仍然抓在手中，却已放倒在胸脯上。
是思考还是人睡了？
我望着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沉郁的终于平淡下来的面孔，将按摩动作放得更慢更轻。五分钟后，我停止按摩。左腿缓缓地、缓缓地滑下床。脚底踩到了厚实柔软的地毯，右腿便接着朝下伸。朝下探。而后，再稳住劲让身体一点一点离床……
可是，一只大而温柔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腕部。
“别走，你不要走。”毛泽东眼皮只闪了一下，再没有睁开。他小声嘀咕：“陪我一会儿，再陪我一会儿吧……”
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想继续为他按摩。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仍在喃喃，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不要了，你很累……就这样，就这样陪我坐会儿。
我的眼圈湿了，心里酸酸的。他睡不着觉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远不是全部。我从他微皱的眉毛、颤抖的睫毛，间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握牢我不放的手上，强烈感觉到他的孤独寂寞和忧伤。
这不是我的主观想像。我们几名卫士曾怀着强烈的同情多次私下议论：毛泽东的生活大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不自由了
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在一起生活。与他形影不离的只有我们几名卫士。比较起来，我们更像他家里的人。可我们无法给他家庭中那种天伦之乐，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以便他更好地为党工作、工作、工作，为人民服务、服务、服务。
我们还要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有时也对这种安全保护产生不敢说的疑惑。
他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可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处处受到“安全”’限制。就连专列上的女服务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的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很有一没时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想翱翔，但是不能够。他只是个人，他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下列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荒唐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他曾多次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生活啊！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
“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
我想了想，点头：“我理解，也相信。”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这时，我们常坐在床上为他按摩按摩腿。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不看东西了，我们也为他梳头，促进血液流通，醒脑安神。休息中便和我们聊天，有时还拉着手聊。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觉踏实，他就可以安静。”李连成手指梳理一下头发，回忆着，继续说：“有时我们人手少，倒不开班，只好二十四小时连续陪伴主席。封耀松和田云王跟主席很谈得来。小封有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本该回值班室却没能走回，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便睡着了。我们为主席服务真是全力以赴，有时是相当劳累的。”
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钠的。
“那是的呵。我好几次看到主席外出回来，把李钠抱怀里，拍打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可是，李钠从小就吃大食堂，上学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一年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主席对子女要求太严了。”
“迄今为止，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跟我说，主席生活太艰苦太随意凑合了。众口一词。”
“不是凑合，是习惯。可以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李连成讲到这里，停顿一阵儿不语。他在回忆？胸脯微微起伏，眼圈竟湿润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唉，我是没脸见主席了……我现在当公司副经理，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可能难以相信，我经常一顿饭就要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有时还不止！唉，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两手抱头。手指用力抠入头发已变得稀疏的头皮里。声音变得有些凄凉：“老人家在天有灵……我是没有办法啊……”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小声提议：“继续讲吧。你第一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
“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波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
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十二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
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
那天，我们不许乱窜，不许写信打电话，不许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按照指令，规规矩矩立在电梯门两侧。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电梯运行声。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门开了。鱼贯而出的首长中，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毛主席！我差点喊出声，却又以为是做梦。然而，那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我们，笑微微，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来。首先挥住站在我前面的张仙鹏的手：“同志们好啊。”
“主席您好。”张仙鹏激动地回答。
“同志们好。毛泽东又握我的手。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头有些晕眩，摇颤着手，摇颤着身体说：“主席好，毛主席您好！”我想多跟主席说句话，可是喉咙哽塞、纪律也不允许。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他便身不由己，被簇拥着走进一号房间。
当时，张仙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他直接负责毛泽东的食宿。叶子龙。汪东兴和陈伯达也住二层，由我负责食宿。
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那时我们都小，长得机灵，手脚勤快，热情高，责任感和荣誉感强烈。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叶子龙负责机要，汪东兴负责安全，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
第二年的三月初，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这次，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们谈话：“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尸我们说：“非常愿意。毛泽东走后，我们恢复正常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不再想去北京的事，以为首长不过是随日说说而已。
可是，七月份中央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其中便有我和张仙鹏。接着，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就这样，我们走人红墙，住进中南海东八所。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
那时，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有后门相通。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须
先经叶子龙试用，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二个月后，我才正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那天，李银桥眼对眼盯紧我，不许我的目光滑脱，作一番严肃的谈话。他谈话的内容久而久之记不准了，但那双眼睛却留在我脑海里再也消磨不掉。我还记得自己发誓一样说：“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用生命保护毛主席，全心全意搞好服务。”
“跟我来吧。李银桥在前面带路。踏上台阶时，他整理一下头发和衣领。我也下意识地把衣服抚抚平。他停我也停，他走我也走，像个尾巴似的，紧随他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看报，像是在等我。听到声响便抬起头，目光在李银桥脸上一掠便落在我身上下动了。我立刻感到一种紧张，筋肉绷得发僵，呼吸也发生了困难。
“主席，他来了。”李银桥的声音传人了我耳中。我看到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放下报纸：“好，那好。”他点点头。后来我逐渐发现，毛泽东满意什么事情时总是说：好，那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招招手，“过来，小鬼，过来说。
“李连成。我边说边朝毛泽东走近，只隔一步距离才停住脚。
“李连成，是这么写吗？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食增在左手心里写字。
“是的。我点头。
“今年多大了？”
他的湖南口音，连问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