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第14部分

　　“……6月2日，我参加了阁僚会议。一开始就向阁僚们出示了杉村发来的电报，并陈述己见，说，如果中国往朝鲜派遣军队，不论用什么名义，我国也应往朝鲜派出相应之军队，以防不虞。这也是为了维持日、中两国在朝鲜之权力均等。阁僚们一致赞同此提案，于是，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出席会议。当即决定，内阁总理大臣携出兵朝鲜案及解散议会案，直接进宫上奏，仰乞圣裁，尔后执行。”　　　

　　就在这天，伊藤首相携带解散议会和出兵朝鲜这两个重大决议案，陛见天皇。　　　

　　解散众议院的上谕，在当日下午四时送到议长手里。　　　

　　当夜，在外相官邸，召见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参谋次长，举行了以陆奥外相为首的三人会议。陆奥在《蹇蹇录》中，没有谈及这天晚上的秘密会议。林次官的回忆录以一种“事已过去，说也无妨”的语气，把三人的讨论归结于一点，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态，而是如何去掀起战火，如何获胜。　　　

　　此时，杉村的第二封电报尚未到达，所以，6月2日夜的三人秘密会议是在尚未确认中国是否出兵的情况下举行的。他们甚至没有把和平工作列入议程。　　　

　　这次秘密会议的重点是如何蒙蔽伊藤总理大臣。往朝鲜派兵，伊藤首相并不反对，只是不那么积极。作为首相，或者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不会做出强硬到底的姿态。李鸿章曾高度评价他这种政治姿势，认为伊藤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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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山雨欲来（3）　　　　　　　　　

　　伊藤博文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时期的政客，是国权扩大论者。只是在扩大的具体方法上，他认为不可过于强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赞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许不会应允。　　　

　　这时，在朝鲜，日、中两国的现有势力，仍然是挥舞“宗主权”的清廷要强些，因此，陆奥也认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两国在朝鲜的权力之争”。　　　

　　在阁僚会议上，他表示要维持对朝鲜的日、中两国的权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两国势力的平衡，而陆奥外相的本意却是想来一次逆转。他的奋斗目标不是“赶上”，而是一鼓作气地“赶过”。同样的国权扩大论，但伊藤是逐步升级的阶段主义者，对于搞什么逆转之类的极端政策，恐怕是不会赞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个人的结论是需要六千至七千人，而大鸟公使认为保护公使馆和侨民只需要五百到一千。可见，在规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军事情报，已掌握在川上次长手中。为平定东学军，估计清政府派兵不会超出五千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军发生冲突，那就应派出在第一次交火时足以制胜的兵力。清军必然求和。假如清军虽败北而不求和，继续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个师团，在平壤附近再胜一次。那时，清军非讲和不可。以朝鲜为舞台的日中战争，日本参谋本部多少年来一直在研究。小川又次少将的《清国征讨策案》，七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阵的兵力马上就决定下来。　　　

　　“又是六千，又是七千的，这个数字让总理听到，他会大吃一惊！”陆奥很担心。　　　

　　“他能那样吗？”川上次长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义者。”　　　

　　“那么，这么办吧——”川上想出一个好主意，“对总理就说派出一个旅团。”　　　

　　“一个旅团，人数是……两千人吧？”　　　

　　按照当时的陆军编制，一个旅团大约是两千人。　　　

　　“哈哈哈……”川上参谋次长笑了，“阁下对军队的编制是门外汉，总理也不例外。不错，旅团的建制兵力是两千，但有一种混成旅团，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总理问到兵力呢？”　　　

　　“就用一个旅团应付他。至于旅团的编制，就说事关军务，听由军部处理。”　　　

　　“有道理……”　　　

　　陆奥外相十分佩服这条妙计。　　　

　　李鸿章向丁汝昌下令，让“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日期是6月4日（阴历五月初一）。同时，又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拔淮军精兵一千五百名，乘招商局轮船，开赴朝鲜。　　　

　　同一天，汉城的杉村代理公使很快就获得情报，向东京发电报：“为何不火速派兵前来？！”　　　

　　这时，朝鲜政府严密封锁着全州失陷的消息，所以，一般日本人还奇怪朝鲜政府为什么要招威胁独立的援军前来，于是，有人胡编了答案——袁世凯逼迫朝鲜国王乞求援兵。　　　

　　朝鲜求援的真相是，闵氏一族极其害怕东学军与大院君相勾结，所以善于察言观色的闵泳骏才去向袁世凯恳求。这一时期的袁世凯，被闵泳骏所动摇，被郑永邦和杉村所操纵，恰似一个马戏团的丑角。　　　

　　“小崽子，有把握吗……”下达了出兵命令后，李鸿章突然嘟囔了一句。　　　

　　风满楼　　　

　　伊藤博文这时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县有朋则是军界的元老。　　　

　　“两个老糊涂。”少壮派官僚们这么称呼伊藤和山县，尽可能蒙混他们。像“一个旅团”之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猪一郎的《苏峰自传》里有这么一段：“甲午战争不是老一辈人发动的，而是年轻人掀起的。在内地是川上（参谋次长），在北京是小村（公使）。而陆奥（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时机，巧妙地操纵了伊藤、山县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忆录中，也有可以证实这些情况的插话。　　　

　　德富苏峰（即德富猪一郎）说是年轻人“操纵”了大人物，其实，用“蒙混”之类的说法似乎更恰当些。派遣兵员巧妙地蒙混过去了，但是，要长期蒙混下去却非常困难。于是，想出了一个使老糊涂们无法插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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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山雨欲来（4）　　　　　　　　　

　　这就是设置大本营。　　　

　　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关于往朝鲜派遣混成旅团的事，也获得天皇批准。　　　

　　动员及各种计划，均属“统帅事项”，由大本营直接决定，虽内阁总理大臣也无权过问。这样，伊藤首相在战争进行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说，应当依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宣战之后才能设置大本营。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还没有宣战，所以，这时设置大本营应该说是违法的，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明知这是一种违法勾当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将等，也就是强行设置大本营的少数几个人。　　　

　　设置大本营两天后，6月7日，陆军省和海军省禁止报纸、杂志报道军机。　　　

　　海军省只是在陆军省禁令中的军队二字之上加了“军舰”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陆军大臣大山岩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设置了临时陆军中央金柜部——“战时或临事变之际设于东京，掌管临时陆军经费之收支及决算报告事宜”。明文规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立法部门的战费财政部，可以借机密之名，自由地动用巨款。　　　

　　于是，军费锁在密室里，报道以所谓“大本营发表”的形式垄断。6月9日，各报馆刊登一条消息：“鉴于朝鲜国内，内乱频仍，其势日益猖獗，该国政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不久前，中国政府已照会我国政府出兵朝鲜国，据此，我国政府亦如前约，出兵赴韩，并将此意立即电告中国政府。”　　　

　　大鸟圭介从东京出发的日子，正是设置大本营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鸟公使出发之际，训示：“你到了那里，同那个年轻人——袁世凯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稳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凯一说，他就会明白，因为他的后面还有李伯（李鸿章）在。我也马上同李伯联系！”　　　

　　但是，大鸟去陆奥外相那里，陆奥却说：“不管怎样，我得先说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场。’这就是，嗯，所谓开场白吧！”　　　

　　这不是一句直截了当的话。大鸟立刻觉察出，他的话同总理的训示有些微妙差别。“关于朝鲜的事，”陆奥外相继续说道，“比起任何国家来，日本帝国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这就是大前提。如果用和平手段达不到这个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于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犹豫地破坏和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外交大臣的我来负责。”　　　

　　“我明白了。”大鸟答道。　　　

　　“不必担心干过了头，明白我的意思吧？看准时机，坚决干它一场！”　　　

　　陆奥外相似乎想确认对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详了一阵大鸟的脸色。　　　

　　陆奥的《蹇蹇录》中有一段关于大鸟出发前的记述：“我在大鸟公使将要从东京出发时，详尽地给了他几条训令。其中，关于今后朝鲜的局势问题，我告诉他：除非万不得已，应以和平手段结束事态为第一要义。不过，当前的形势已非常紧迫，倘若时局遽变，无暇向本国政府请示，则允许该公使适当考虑，临机应变。上述训令似有表里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势之下，对派驻外国之使臣给予非常之权力，亦实属不得已也。”　　　

　　从字面上看，陆奥确实做了“表里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为置重点于和平手段。《蹇蹇录》中引用外交机密文件甚多，这些文件最初虽不会公诸于世，但迟早要被世人所知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做出原则性很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