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第29部分

　　傍晚时分，北京宫廷来电报，对他作出了决定：　　　

　　“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命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黄马褂就是在平壤战役中左宝贵临死前特意穿上的衣饰，因功而恩准穿用，受挫时便会像今天这样被撤销。　　　

　　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的羽毛制成，插在帽子后做装饰，也是视功劳而恩准。分为单眼花翎、双眼花翎和三眼花翎三种。是用孔雀羽毛上的圆眼数来区别功劳，三眼花翎当然是最高的了。　　　

　　黄马褂和花翎类似勋章，并不是平常随便穿戴的东西。　　　

　　从这天起，李鸿章不能穿黄马褂了，连帽子上插饰的孔雀羽毛也得拔掉。这当然是一种处罚，但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名誉而已，无关痛痒。　　　

　　接到上谕，李鸿章哧哧地笑了，对旁边的幕僚说：　　　

　　“免官解职岂不更好……”　　　

　　罢我的官，谅你们也不敢——李鸿章遥想北京重臣会议的情景，心里暗自思量。战幕已经拉开，目前在中国，除了北洋军以外，能战斗的军队究竟有多少呢？没有北洋军参加，就无法进行战争，而北洋军只听从李鸿章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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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烟不见兮（2）　　　　　　　　　

　　当时人们把重臣会议叫枢垣会议。　　　

　　在那天的枢垣会议上，李鸿章的政敌们谴责他措施不当。第一个发言的是李鸿藻，翁同龢响应，但谁也不敢提议免职。最后是硬着头皮“发出严责谕旨”，意即由皇帝给予严厉申斥。　　　

　　当时的军机大臣是礼亲王世铎（皇族）、额勒和布（武英殿大学士）、张之万（东阁大学士）、孙毓汶（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五人，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也参加重要会议。这年的十月，翁、李二人接替了张之万、额勒和布的军机大臣职务。恭亲王奕？作为皇族军机大臣参加进来，是在十一月。军机处几乎是皇帝的秘书府，目前正由这些强硬派占据着。　　　

　　驻北京的美国公使在给本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皇帝和他周围的重臣们不仅不想支持李鸿章的对日战争，反而给他制造麻烦。”　　　

　　李鸿章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还必须与北京的政敌们作战。　　　

　　烟不见兮云不行，风不起兮波不兴。　　　

　　那天，黄海风平浪静。这次战役，日本称之为“黄海大海战”，中国称做“大东沟之役”或“鸭绿江海战”。　　　

　　北洋海军是李鸿章的政治资本，他压根儿就没想让这支舰队参战。至于制海权，北洋海军连想都没想过。　　　

　　只把它当做威慑的装饰品，似乎有些浪费，反正在海上游弋，干脆用来做运输工具吧。　　　

　　9月15日晚，载着一大批陆军的北洋舰队从大连湾开出。这一天，日军对平壤发起总攻，但旅顺没得到通知，舰队在次日中午到达鸭绿江口——大东沟，由刘盛休指挥的铭军在深夜全部登陆。　　　

　　铭军就是刘铭传统率的部队。刘铭传是李鸿章的同乡，安徽合肥人，在李鸿章的淮军中以勇猛善战而闻名。他同左宗棠不和，便脱离军务，将军队交给了侄儿刘盛藻。指挥权可以继承，足以说明淮系军队的私人性质。后来刘铭传以文官身份去治理台湾，三年前又辞掉了台湾巡抚之职。在朝鲜，中日关系紧张之后，北京朝廷想起了这位勇将，曾下诏召见，但刘铭传称病不出。　　　

　　刘盛藻接受铭军后，又借服丧之机，将指挥权让给其弟刘盛休。　　　

　　这支北洋军中最强的军队准备从鸭绿江开赴平壤，同日军作战。但是，在他们登陆时，平壤的清军已经大败，正向北方溃退。　　　

　　北洋舰队圆满完成了护送铭军的任务，提督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诸舰在大东沟海面一字排开，保护铭军登陆的是“镇南”、“镇中”两艘炮舰和四艘水雷艇。因为港浅，只有炮舰和水雷艇能进入港内，“平远”和“广丙”二舰在港外照看铭军登陆。　　　

　　任务完成，17日上午八时丁提督命令舰队于正午出发。各舰正忙于出发前准备工作，“镇远”舰忽报“发现南方有黑烟”。　　　

　　时间是上午十一时。　　　

　　以煤炭为燃料的时代，未见舰影，首先便看见煤烟。不多时，弄清了那些黑烟是从日本舰队冒出来的。　　　

　　同敌人遭遇！　　　

　　北洋舰队并没有进行搜索活动，他们没有掌握制海权的野心，而李鸿章也不曾要求过。北洋舰队的任务只是输送兵员和沿岸防御，至于大舰队在海上的遭遇战，他们从来也没有认真想过。　　　

　　“全舰立即起锚！”　　　

　　“准备战斗！”　　　

　　丁汝昌一个接一个地下达着命令。　　　

　　大东沟港外的“平远”和“广丙”也迅速加入战斗行列。　　　

　　日本的联合舰队护送陆军到仁川港以后，为支援平壤作战而北上，到达大同江口海面时，是9月15日。日军在这天攻进了平壤。　　　

　　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中将在电报中报告：“16日，率本队及第一游击军‘赤城’、‘西京’、‘都合’等十二舰，自大同江出发，17日晨经海洋岛至盛京省大孤山港海面，与敌舰十四艘、水雷艇六艘遭遇，午后零时四十五分至午后五时许，进行数次激战。”　　　

　　日本海军正积极地搜索目标，寻找敌人，与之作战。相反，北洋海军只以输送兵员、警戒沿海为目的，并没想南下搜索敌人，是被迫应战。它背靠大陆，不如背后是大海那样可以自由行动。北洋舰队一开始就处于走投无路的形势下。　　　　　　　　　

◇BOOK。◇欢◇迎访◇问◇　　

第64节：烟不见兮（3）　　　　　　　　　

　　日方是十二艘，中方十四艘。清军舰船虽多，但一只不如一只。排水量总吨数日方为四万吨，而中方只有三万五千吨。但中方有铁甲舰五艘，而日方只有一艘。至于速度，日方占绝对优势，平均速度为十六海里，比平均十四海里的清舰高出一筹。实际马力日方为七万三千马力，中方仅为四万六千马力。重炮，中方二十一门，日方十一门，但速射炮日方六十七门，中方仅六门，相差悬殊。　　　

　　从综合战斗力观之，日本舰队占相当的优势。　　　

　　战斗训练方面的差别就更大了。近年来北洋海军根本没进行过正规训练。有个时期，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在丁汝昌麾下担当教育官兵之职，后来因待遇问题而辞任。那是丁汝昌接旨进京时，琅威理以为丁汝昌离舰期间应当由他代理北洋舰队总指挥，实际上却是总兵刘步蟾代理了司令长官，他只不过是顾问。　　　

　　一国的舰队，哪怕是一时的，从常识来考虑，也不能交给外国人。琅威理认为自己受到屈辱，可见他的性格过于偏激固执。当他明白了他当不上代理司令长官之后，干脆辞职不干了。凭着这种偏激固执的性格，他为清军做过严格的战斗训练，素质大见提高。琅威理辞职后，再也没有这么严格的教官了。　　　

　　李鸿章聘汉纳根为后任。汉纳根是德国的陆军工程师，专长是构筑要塞，旅顺和威海卫的炮台就是按照他的设计和指导建造的。在炮台和要塞方面他是权威人士，但在海军作战训练方面却是个门外汉。他在本国时军籍是陆军。　　　

　　琅威理离去后，北洋海军中外国人顾问除汉纳根以外，还有德国工程师、德国炮术专家、美国航海术教官、英国工程师等人。这些人都是专门的工程师，与战斗训练毫不相干，在他们之外有个叫尼格路士的英国人，他是退伍水兵，一度负责训练，其实不过是军事教练助手一流的人物。　　　

　　后来，有个叫泰莱的英国海军后备少尉被北洋海军聘来。他原来在以英国人赫德为首的中国海关工作，当缉私船船长。泰莱进入北洋海军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在回忆录中说：他之所以在风云告急之时进入北洋海军，纯粹是冒险心理的驱使。他的身份是汉纳根的顾问兼秘书。不过，从时间上来说，他几乎没来得及训练。　　　

　　北洋海军官兵学会了航海，但没受过多少作战训练。　　　

　　在这种状况下，两国舰队遭遇了。　　　

　　据泰莱的回忆录，北洋海军的水兵们虽然训练不足，但极其机敏、灵活。从下级到中坚的军官们大都是些很有才能的人，但越往上越沾染着官僚主义恶习。　　　

　　提督丁汝昌是淮军骑兵出身，给刘铭传做过部将，在征讨捻军时立下战功，得到李鸿章的极大信任。从根本上说，他并不是海军军人，只是经常被派往欧洲购买军舰，这才与海军结下关系。海军学校设在福建，所以海军中福建出身的人比较多，此外，还有山东、浙江等沿海一带出身的人。安徽出身的丁汝昌是个孤立的存在。泰莱在回忆录中写道：“丁汝昌不过是个傀儡，实际上的提督是总兵兼旗舰管带刘步蟾。”　　　

　　刘步蟾属于海军的主流派。他原籍是福建省侯官县，幼时听过家乡的杰出人物林则徐的故事。后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英语、测量和航海。学成，被派往英国研习枪炮和水雷。从国外归来，在台湾测绘部落和海岸，制成详图，受到同乡前辈两江总督沈葆祯（林则徐的女婿）的重视，在海军中一帆风顺地升上去。1882年赴德国接收“定远”舰，后来就成为“定远”的管带。　　　

　　黄海海战时中国海军的实际指挥者是刘步蟾。　　　

　　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舰队，立即做了战斗部署。　　　

　　北洋舰队的预定作战方案是采取四列纵队。然而，旗舰上刘步蟾命令旗尉升起的信号旗，却是一列横队。　　　

　　泰莱写道：“刘步蟾是个惜命的人！”　　　

　　排成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