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斯大林与英国领导人达成“互谅”的希望落空了。在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上，在波兰问题上，在联合国宪章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争执和对立。与倔强的保守党领袖相比，斯大林更容易与罗斯福相处。 就在打败德国的前夕，英美与希特勒密使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在伯尔尼的秘密谈判，使局面暗淡。 就这件事，正如前文所述，在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信件来往之中有过激烈争吵。但克里姆林宫认为，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并且，丘吉尔避而不答并非没有缘故。 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感觉到，杜鲁门总统，其对苏联的敌意态度早已经不是秘密，认为丘吉尔是真正的同道。在波茨坦用原子弹讹诈莫斯科的图谋尤其使斯大林警觉。对这个威胁，斯大林采用对东欧国家施加强大压力作为回应，结果，也引起了西方大国的激烈反应。丘吉尔在伏尔顿的演说受到杜鲁门的称赞，显示斯大林与丘吉尔“合作”的希望不过是幻想而已。 此后，从一系列文件中显示了丘吉尔的真正立场。 丘吉尔的私人医生摩兰爵士回忆了1946年跟自己著名病人的一次谈话，当时美国依然独霸着原子弹。 “我们不应该等到俄国做好准备的时候，”英国前首相说，“我认为，他们获得这些核弹还得七年。美国知道，俄国百分之五十二的机械工业企业在莫斯科，并且可以使用一颗炸弹摧毁它。这也许意味着三百万人的死亡，但对他们（美国人）而言，这根本无所谓（他微微一笑）。他们更关心的，是历史性建筑，譬如克里姆林宫的被毁。” 1948年，在与美国驻英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谈话时，丘吉尔指出： “现在是最恰当的时机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不退出柏林，不离开东德，我们将从地球上抹掉他们的城市……他们惟一能够接受的语言，便是武力的语言”。
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流产的合作
斯大林向美国人建议两国情报机构互设代表处，定期交换情报。实际上，这是罗斯福的想法，只不过斯大林“偷听”到了，决定“先发制人”。 罗斯福出于大选的考虑，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战争年代，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与来访的美国人士会见。这里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其中有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怀登·威尔基，前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美国商会主席艾里克·詹森，美国战略署（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主任维廉·多诺万等等。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对美国的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苏联领袖认为，与他们进行哪怕简短的谈话都是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维廉·多诺万的莫斯科之行便十分有趣。 1943年11月中，维廉·多诺万为了处理自己机构的事务到了当时英国控制下的印度。多诺万从那儿来到伊朗首都，赶上了“三巨头”德黑兰会议的最后几天。会议结束之后，他跟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一起，乘坐轰炸机改装的美国大使专机飞到了莫斯科。此次访问的最初目的，是苏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就纳粹德国的局势交换资料。 莫洛托夫派杰卡诺佐夫跟我代表外交人民委员，代表内务人民委员到机场的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和我在柏林时期的同事萨沙·克罗特科夫，他当时从事对外情报工作——在伏努克沃机场迎接多诺万。 维廉·多诺万完全符合美国人给他的诨号“野牛比尔”：他身材胖大，体壮如牛，说话大嗓门，非常活络，从一见面，他好像认识我们几个很久似的。虽然他在飞机上呆了一夜，但他身上却看不到一丝疲劳。当杰卡诺佐夫问他，中午去见莫洛托夫有没有困难时，多诺万回答，他愿意现在马上就去。 多诺万在哈里曼的陪同下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我翻译了这次谈话。 在相互问候之后，多诺万讲述了自己来访的目的：在目前局势下，即美国与苏联是盟国，并且正在与共同敌人激战，必须动员所有的资源加速胜利。秘密机构获得的情报在这里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多诺万，高度评价苏联的情报机构，并且认为，美苏两国情报机构之间交换资料，将有助于盟军在前线作战。 莫洛托夫对此表示感兴趣，并说，多诺万应该与苏联有关机构实际讨论这个建议，此后可以做出相应的决策。 就在这时，莫洛托夫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斯大林走了进来。他身穿元帅服，右手拿着那个无时不有的、熄了火的烟斗。我们从铺着绿呢绒的长桌旁边站了起来，由于事出突然，多诺万竟然一时语塞，但莫洛托夫显然知道斯大林要来。他介绍了自己的客人，多诺万终于说得出话来： “我非常高兴，能够荣幸地见到您，斯大林元帅……” “请坐，”斯大林请我们大家坐下，自己坐在了桌子中间，“我多次听说过您，多诺万先生，所以决定利用您来莫斯科的机会，亲自与您结识。听说，您负责的那个机构，干得非常出色……”“我也想说，”多诺万连忙回应，恭维道：“苏联的情报机构在全世界享有盛誉。正因为如此，我向莫洛托夫先生建议，安排两国机构之间交换情报……”“为何我们不采用固定的方式进行这种合作？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互设这些机构的代表处？”斯大林提议说。 多诺万转向哈里曼，似乎要他第一个回答苏联领袖的建议。 稍事停顿之后，哈里曼声明说，他认为这个意见是有益的，并表示支持。多诺万迅速附和了美国大使的意见。 奇怪的是，在如此微妙的问题上，两个美国人未经与华盛顿的事先磋商就表示了同意。从哈里曼的回忆录中我们现在知道，在德黑兰时，他跟罗斯福总统讨论过类似的想法，并得到了总统原则上的同意。哈里曼了解苏联对秘密的癖好，他考虑了很久，采取何种方式向莫斯科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出人意料主动提议，大大减轻了大使的任务。但也可能，“主人”决定先发制人，并以此证实苏联情报机构神通广大。因为，尽管美国情报机构尽最大努力使总统免遭窃听，但是，在德黑兰苏联大使馆罗斯福下榻的房间里，克格勃的“小甲虫”一直在正常运转。每天早晨，我替莫洛托夫连通行证一起，领到一叠克里姆林宫专用“直纹”纸打印的谈话内容，上面用笔补写着与罗斯福总统谈话的每个人的姓名。同样的文件也送给斯大林，所以，他当然知道哈里曼与罗斯福有关美苏情报机构可能合作的谈话…… 在这个问题原则上解决之后，斯大林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又呆了一会儿。多诺万接着讲述了自己的印度之行，以及在当地民族主义圈子里十分流行的日本宣传口号：“亚洲人的亚洲”。在这个旗号下，某个辛格少校领导了印度民族军，向英国人宣战。斯大林仔细地听着，也许这时回忆起了现在已经失去意义的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计划……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多诺万与内务部的领导举行了会谈。双方顺利地达成协议，即在对方的首都建立特别代表机构，由一名军官以及几个技术性人员组成。 哈里曼和多诺万非常兴奋。但是，两个月之后，罗斯福总统抛弃了这个想法。哈里曼认为，这是白宫幕僚长莱盖海军上将背后捣了鬼，后者根本就不喜欢他。 实际上，总统只不过改变了主意。1944年到了，这对于罗斯福而言，是第四个新的大选年。在已经展开的激烈的竞选期间，克格勃－中情局的合作协议，可能被罗斯福总统的对手巧妙利用。
米高扬谈李维诺夫之死（1）
斯大林死后多年，米高扬透露出了惊人内幕：新疆军阀盛世才几乎成为苏###员。 苏联前外长因为跟美国人来往密切，最后被斯大林下令悄悄处死，安排车祸原来是“领袖”的专长。 我最初感到万分惊讶，为何中国的新疆省在外交部的登记册上被单独列项，并且归外交人民副委员杰卡诺佐夫负责。但是，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个省事实上是莫斯科在控制。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是当时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普列祥（阿普列索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跟新疆的统治者“督办”盛世才建立了友好关系，结果使后者将中国的这个省变成为苏联的一个区。盛世才多次携家人来苏联治病和度假，多次见到了“各族人民领袖”。有一次，“督办”请求接受他为联共（布）党员。 “您可以认为自己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员，”斯大林慷慨地说。“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前不宜谈这件事。” 于是，这位“督办”真的把自己看作苏联的人，他曾是位纪律性很强的党员，以绝对服从的方式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将这个富饶地区的自然资源交给苏联使用。这个交易当时属于高度机密。 斯大林高度评价了总领事阿普列祥在新疆的活动，给了他各种荣誉称号，赞扬他能够在这个省的大众之中培养对苏联的好感。稍晚些，米高扬告诉我，当我们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改变，新疆被归迫还给重庆之后，斯大林在一个小圈子里说过：“阿普列祥知道得太多了。”这是一个信号：有功劳的总领事失宠了，他的命运已被决定。但这次，“主人”想避免多余的动静。他决定悄悄除掉阿普列祥。此后，事情便按照已经非常熟悉的程式发展。 从乌鲁木齐回来例行休假的阿普列祥出发去了阿布哈兹。在那里，在山道上，出了车祸，于是阿普列祥死了。“领袖”周围的任何人都不怀疑，车祸是斯大林亲自安排的。 在战争最初几年里，杰卡诺佐夫曾经几次去乌鲁木齐见“督办”，那里已经是新任总领事巴库林，典型的党务人员。在他的任内，与盛世才的关系开始恶化，所以副人民委员的一次次旅行于事无补。 很快，蒋介石用自己的方式惩处了“督办”，下令将他砍头，将新疆彻底收回。 后来，我跟